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黎明时分从莱茵河升起的雾，在阿纳姆大桥以及大桥四周的静谧、黑暗的房屋上面盘旋。距离大桥的北坡道不远，那条与历史悠久的内城连接的长长的风景如画的林荫大道——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向后延伸到北边和东边的市郊，最后来到圣乐厅，这是阿纳姆最受欢迎的音乐厅。这个星期天，9月18日，在微弱、朦胧的光线之中，海尔德兰这个古老的首府似乎被人遗弃了。在街道、花园、广场或者公园里，没有人走动。
从在大桥北端周围的阵地里，弗罗斯特的士兵可以第一次看到这座城市的住宅和市政建筑，那是一些散乱扩展开来的建筑群：法院、省政府大楼、国家档案馆、市政厅、邮政总局，西北方向不到1英里的地方就是火车站。在更近一点的地方，是圣优西比乌斯教堂，它以其305英尺高的尖塔而傲视城市。弗罗斯特的士兵，在一个由18幢房屋组成的环形防线上，从破碎的窗户和刚刚挖掘的散兵坑里小心翼翼地朝外看着，但却没有人意识到，这座伟大的教堂现在却有着一种不祥的意义。在夜间，德国狙击手们已经进入了塔楼。他们仔细地隐藏着，就像英国人一样，也在紧张地等待天大亮。
争夺大桥的战斗整夜都在激烈进行。午夜时分曾经暂时平静了一下，却只是短暂的停顿。战斗再次爆发的时候，就好像每一个人都参加了单打独斗。夜间，弗罗斯特的士兵曾两次试图突然袭击大桥的南端，结果两次都被击退。这两次冲锋都是约翰·格雷伯恩中尉率领的，他脸上严重受伤，但仍然待在桥上监督所有的士兵撤退到安全的地方。后来，一辆又一辆卡车的德国步兵试图强行过桥，结果遭遇到英军伞兵的密集火力。弗罗斯特的士兵用火焰喷射器把那些车辆点燃了。党卫军精锐装甲部队在这片火海当中被烧着了，尖声大叫着落入100英尺以下的莱茵河。燃烧着的橡胶的刺鼻气味，以及从车辆残骸中旋转升起的浓密黑烟，使双方的救援队都受到了阻碍，双方的救援队在桥上遍地的尸体当中寻找伤员。一等兵哈罗德·巴克就在这样的一支救援队当中，他正把伤员抬进由弗罗斯特的士兵坚守的一幢房子的地下室。在黑暗的地下室里，他看到一些东西，他以为有几支蜡烛在燃烧。地板上全都躺着受伤的伞兵，巴克突然意识到，他所看到的是一些伤员身上发出亮光的小碎片。那些人被含磷炮弹的碎片击中，于是便在黑暗中发出亮光。
莫名其妙的是，在阳光照耀的最初的时刻，战斗再次停止了，就好像双方都正在深深呼上一口气。弗罗斯特营司令部的马路对面，就在大桥坡道下面的一条小街上，埃里克·麦凯上尉对一些房子进行了一次静悄悄的侦察，他小小的工兵队伍以及其他部队的几个小组，现在就控制着这些房子。在一次噩梦般的恶战过程中，麦凯最终守住了4幢房子中的两幢，并在其中的一幢房子里设立了指挥所，那是一幢砖结构的校舍。德国人在进行反攻的时候，爬过了经过景观美化的庭院，朝房屋里投掷手榴弹。德国人进入大楼，与英国人进行了一场殊死的、几乎是寂静的白刃战。麦凯的士兵遍布于各个地下室和一个个房间，用刺刀和匕首把成群的敌人驱逐了回去。然后，麦凯带着一小群人冲了出去，尾随着撤退的德国人进入灌木丛。英国人再次用刺刀和手榴弹击溃了敌人。麦凯的双腿被炮弹碎片击中，一颗子弹刺穿他的钢盔，擦伤了他的头皮。
现在，在核对他的伞兵的时候，麦凯发现了一些情况与他本人相似的伤员。问题严重的是，补给品的形势不好。有6支布伦式轻机枪、弹药、手榴弹和一些炸药，但没有反坦克武器，食品甚少，除了吗啡和战地绷带之外，没有医药补给品。除此之外，德国人还切断了供水。现在，手头所拥有的一切，就是他们饭盒里面剩下的东西。
尽管这次夜间作战是可怕的，麦凯却仍然抱有一种强烈的决心。“我们一直做得不错，我们的伤亡相对而言是轻微的，”他回忆说，“除此之外，随着阳光的出现，我们能够看到我们是在做什么事，而且我们也做好了准备。”尽管这样说，麦凯还是像弗罗斯特一样，并不抱什么幻想。在这种最殊死的战斗——在一条街道又一条街道、一幢房子又一幢房子、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里的战斗中，他知道，大桥上的英军守备部队被消灭只是一个时间的问题。德国人显然是希望单凭人数上的优势，就能够在几个小时里粉碎弗罗斯特小小的兵力。针对这样强大而又集中的进攻，能够拯救大桥上勇敢的守卫者们的只能是第三十军的到达，或者是第一伞兵旅其他营的到达，那些营仍然在试图杀出一条血路，进入这座城市。
对于那些在大桥附近作战的党卫军士兵来说，那是一个恐怖不断的夜晚。哈策尔上校显然对他已经挡住了厄克特的各个营而感到满意，但却低估了那些已经到达大桥北端的人的数量和能力。哈策尔甚至并没有费心下令把他为数甚少的几门自行火炮带上来作为支援。相反，针对坡道四周房子里的英军阵地，他把一个又一个班的党卫军投了过去。这些强悍部队中的大多数人记得，他们遇见的敌人是他们所遭遇到的最凶猛的士兵。
党卫军班长阿尔费雷德·林斯多夫，21岁，是一位曾经在苏联打过仗的有经验的士兵，他正在一列前往阿纳姆的货运火车上，在车上被告知他的班将被重新装备。当林斯多夫和他的士兵到达阿纳姆车站的时候，那里乱成一团。来自形形色色编制的部队在乱兜圈子，排成队，然后开拔出去。林斯多夫的部队被告知要立即向城内的一个指挥所报到。在那个指挥所里，一位少校把他们编进了第二十一精锐装甲团的一个连。这个班在到达的时候没有武器，但到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他们已配备了机枪、卡宾枪、手榴弹，还有几门反坦克导弹发射器（Panzerfauster）。他们对有限的弹药提出了疑问，转而被告知，补给正在运送途中。“这时，”林斯多夫说，“我不知道我们要到哪里去打仗，战役在哪里，而且我以前也从未去过阿纳姆。”
在城市的中心，有证据说明，猛烈的巷战已经发生了。林斯多夫第一次得知，英国伞兵已经着陆，正在坚守阿纳姆大桥的北端。似乎谁也不知道那支队伍兵力有多大。他的班在一个教堂里面集合起来，被下达了命令。他们将要渗透到大桥坡道两边的房子背后，把那里的英国人驱逐出去。林斯多夫知道这种战斗是多么致命，他在俄国前线的经验已经给出了教训。他所率领的是久经沙场的年轻老兵，他们认为这场战斗将会是短暂的。
在通往大桥的整个地区，这个班看到，房子被炸得严重损坏，他们不得不在瓦砾当中费力地慢慢走着。当他们靠近英国人在大桥北端所建立的环形阵地时，遭遇到猛烈的机枪射击。他们被压制得动弹不得，无法来到距离大桥入口600码的距离以内。一位中尉要求能有人自告奋勇，越过广场，把爆破炸药扔进机枪火力似乎最猛烈的那座房子里。林斯多夫自告奋勇了。在火力的掩护下，他冲过广场。“我在一个地下室窗户附近一棵树的后面停了下来，射击就是从那个窗户里发出来的。我把炸药扔了进去。然后跑回我的人那里。”林斯多夫躺在瓦砾当中，等待炸药爆炸，他回头望去，只见在一个角落里有一幢高房子，有一些德国工兵正在那里掩蔽，正在这时，这座高房子突然被炮弹击中了。这座房子的正面全都坍塌了，把所有人都埋了进去。林斯多夫突然意识到，他自己的人就是在那里，整个班将会被消灭。这时，他扔进地下室的爆破炸药在离他不远的街道上爆炸了——英国人又把炸药从窗户里扔回来了。
夜幕降临时，各个班开始渗入房子，以便把英国人找出来。林斯多夫的出击目标是一幢红色的大屋，他被告知那是一座学校。他的班朝那幢房子奔去，很快就遭遇了警觉的英国
神枪手，他们迫使德国人躲进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党卫军们打碎窗子开起火来。英国人立即在隔壁的一幢房子里隐蔽起来，于是又一场激烈的交火开始了。“英国人的射击是致命的，”林斯多夫回忆说，“我们几乎无法探出身来。他们朝头瞄准，士兵开始在我的身边倒下，每一个人的前额都有一个整齐小孔。”
由于伤亡不断增加，德国人就直接朝英国人占领的那幢房子发射了反坦克导弹。炮弹射进房子的时候，林斯多夫的班便发起了冲锋。“那次交战是残酷的，”他记得，“我们一个房间又一个房间、一码又一码地把他们推回去，我们蒙受了可怕的损失。”在混战当中，这位年轻的班长又奉命回去向他的营长汇报；他再次被告知，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把这些英国人赶出去。林斯多夫回到他的士兵那里，命令全班向前猛冲，他们像下雨般地投掷手榴弹，让英国人不断遭到攻击。“只有这样，”林斯多夫说道，“我们才能取得优势，继续前进。当我从德国过来的时候，并没有预料到我会突然在一个有限的地段参加殊死的战斗。与我在俄国参加过的任何一次战斗相比，这次战斗要更加艰难。这是持续的、近距离的肉搏战。到处都有英国人。街道多半是狭窄的，有些地方不超过15英尺宽，我们在不过几码远的地方互相开火。我们打上一阵子，才能夺取几英寸的地方，把一个又一个的房间清理干净。那绝对是地狱！”
林斯多夫小心翼翼地朝一幢房子奔去，在一个敞开的地下室门口，瞥见了一顶英国钢盔，片刻间还露出了伪装网的轮廓。当他举起胳膊要投掷手榴弹时，听见一个低沉嗓音呻吟的声音。林斯多夫没有把手榴弹投掷出去，而是悄悄地走下地下室的台阶，然后大声喊道：“举起手来！”这个命令毫无必要。用林斯多夫的话来说：“我的面前是一个吓人的景象。这个地下室就像一个藏骸所，里面全是英国伤兵。”林斯多夫抚慰地说着话，他知道那些英国人不会懂他的话，但却可能领会他的意思。“好了，”他告诉那些伤员，“没关系。”他把他的随军卫生员叫了过来，然后把俘虏们集中起来，命令那些英国人回到他本人的营地进行护理。
当那些伞兵们被带出地下室的时候，林斯多夫开始寻找一位能够行走的伤员。令他吃惊的是，那个人低低地呻吟了一声，倒在林斯多夫的脚下，死去了。“那颗子弹是打我的，”林斯多夫说道，“英国人在保护他们自己的人。他们不知道，我是在试图拯救他们的伤员。刹那间我呆若木鸡。然后我出了一身冷汗逃了出去，跑了。”
由于英国伞兵在学校四周不屈地坚持着，林斯多夫知道，即使他的精锐士兵也没有强大到足以迫使对方投降。星期一，破晓的时候，他与他大大减员的班又撤退回到了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林斯多夫与一位炮兵指挥官不期而遇，林斯多夫告诉他：“把那些英国人赶出来的唯一方式，就是把那幢房子炸掉，一块砖又一块砖地炸掉。相信我的话吧，这些是真正的男人。在我们把他们炸飞之前，他们是不会放弃那座桥的。”
军士长埃米尔·佩特森有充分的理由得出同样的结论。他隶属于帝国劳工团（Reichsarbeits dienst），由于德国的人力短缺愈来愈严重，佩特森和他35个人的排就被转到一支防空重炮部队，然后又被转到一支步兵部队。他们是从法国一路撤退过来的。
在星期天的下午，佩特森的排在阿纳姆车站等待，他们要被运回德国进行重组。现在他们又被动员起来，一位中尉告诉他们，他们要与在城市里着陆的英国空降部队交战。“我们加入的那支部队有250个人，”佩特森回忆说，“谁也没有武器。只有我和另外四个人有自动手枪。”
佩特森的部下非常疲倦，他们已经24个小时没有吃饭了，这位军士记得，他当时想到，倘若火车不晚点的话，这个排就会吃上饭，就会不参加这个战役，就会到达在德国的家。
在党卫军的一个兵营里，这群人领到了武器。“形势是可笑的，”佩特森说，“首先，我们谁也不愿意同武装党卫军一起战斗。他们享有一种残酷无情的名声。他们给我们的武器是老掉牙的卡宾枪。要打开我的卡宾枪，我得在桌子上猛敲一下。当我的人看见这些旧武器的时候，准确地讲他们的士气并不高。”
费了一些时间，才把这些枪收拾得可以使用，而且这支部队也尚未接到任何命令。似乎谁都不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些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参战。
最终，黄昏的时候，这群人被带走，来到城防司令部。到达的时候，他们发现房屋空无一人。他们再次等待。“我们所能够想到的就是食物。”佩特森说道。最后，一位党卫军中尉来了，宣布这些人要穿过市中心，去莱茵河大桥。
这支部队以排为单位，沿着市场大街朝莱茵河走去。在黑暗当中，他们什么也看不见。但佩特森回忆说：“我们意识到，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动静。偶尔我们听见远处有枪声，听见车辆行驶的声音。有一两次我想，我看见了钢盔昏暗的侧影。”
在距离大桥不到300码远的地方，佩特森意识到，他们是在从一列列的士兵当中经过，他猜，他所在的这支部队一定是要去接替这些人的。然后那些士兵当中的一位说了点什么，佩特森听不懂那个人说的话。佩特森立即意识到，那个人说的是英语。“我们是与一支英国部队并排进军，他们同我们一样，也是前往大桥。”这个错误的身份大家突然都清楚了。一个英国嗓音喊道：“他们是德国佬！”佩特森记得他喊道：“开火！”
几秒钟之内，街道就回**起机枪和步枪的开火声，那是两支部队在面对面地交战。一连串的子弹撕破了他的背包，差几英寸就击中佩特森。火力使他砰地倒在地上。他迅速在一位死去的伙伴后面掩蔽了起来。
“不管你朝哪里看，都有人从散开的阵地里射击，而且往往错误地朝自己一方开火。”佩特森记得。他开始慢慢地朝前爬去。他来到一道围着一个小公园的铁栅栏，爬了过去。在那里，他发现几个德国排的大多数别的幸存者正在树木和灌木丛当中隐蔽。英国人已经撤退到公园两边的一些房子里，现在，在这个小小的广场里，德国人开始遭遇到交叉射击。“我能够听见伤员的尖叫声，”佩特森说道，“英国人瞄准我们的阵地发射了照明弹，把我们的部队切成了几块。在不到5分钟时间里，我的排就有15个人阵亡了。”
就在黎明时分，英国人停止了射击，德国人也停下来。在晨光之中，佩特森看到，在动身前往大桥的250个人当中，一半以上不是阵亡了，就是负伤了。“我们从来也没有赶到大桥入口的附近。我们只是躺在那里受罪，没有得到自吹自擂的党卫军的支援，也没有得到一门自行火炮的支援。”佩特森说道，“这就是我们的阿纳姆战役的序曲。对我们来说，它不啻是一场大屠杀。”
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英军第一空降师那两个失踪的营不知怎么就来到了大桥。他们三三两两，边作战边穿过了哈策尔上校在北边和西边的防御圈。许多人负了伤，饥寒交迫。他们将给弗罗斯特上校的部队增加医疗和补给的问题。不过在这些个小时里，这些掉队的人尽管疲惫不堪且又受伤，却是既骄傲又情绪高涨。因为他们来到了要他们来到的地方，那是在英格兰时给他们下简短命令的军官以及他们自己的指挥官要他们来到的地方。头一天下午，他们非常自信地从各个部队出发，源源不断地赶来，前往阿纳姆大桥，到18日黎明的时候，弗罗斯特估计现在在北入口有六七百人。虽然每过一个小时都有更多的伞兵来到大桥，但也有更多的机械化设备发出声音，那是哈梅尔将军的装甲部队进入了城市，进入了阵地。
甚至连德国装甲
部队也发现，阿纳姆是一个危险吓人的地方。在城市各地的道路上，荷兰老百姓设置了路障。住在作战地区的男人和女人，冒着德国人和英国人的子弹，开始收集死者的尸体——英国人、德国人以及他们自己同胞的尸体。第一营的中士雷金纳德·伊舍伍德，在马路上度过了一个危险四伏的夜晚之后，终于在破晓时分来到了阿纳姆中心，在那里他看见了“一个终生都不会忘记的景象”。从地下室、地窖、花园和严重毁损的房屋里出现的荷兰人，正在收集尸体。“他们把受伤的人送到临时包扎所和设在地下室里的避难所，”伊舍伍德回忆说，“但死者的尸体却被堆放起来，就像一排排长的沙袋一般，头与脚相对排放着。”骄傲而又悲伤的阿纳姆市民，正在把朋友和敌人的尸体一起排起来，在街道上形成一个5英尺高、6英尺宽的人体路障，以阻止德国人的坦克到达大桥上的弗罗斯特。
对内城的市民来说，黎明并没有让他们从恐怖和混乱中解脱。火失去了控制，迅速蔓延。人们在地窖和地下室里挤作一团，没有几个人睡觉。那个夜晚，不时被炮弹的碰撞、迫击炮沉闷的轰击、狙击手射出嗖嗖的子弹，以及机枪断断续续的扫射所打断。奇怪的是，在老城区之外的地方，阿纳姆的市民却未受正在发生事情的影响，而且他们全然摸不着头脑。他们给在内城的朋友打电话，寻求信息，结果从吓坏了的房主们那里得知，一场酣战正在大桥的北端进行，英国人正坚守着大桥，抵御德国人的反复进攻。对打电话的人来说，显然德国部队和车辆正在从各个方向进入城市。然而荷兰人的信念并没有动摇，他们相信，英国人和美国人带来的解放就在眼前。在城市的这些外城地区，人们像通常一样准备工作。面包店开门了，送奶工在挨门挨户送奶，而电话接线员、铁路雇员、公用事业工人——全都在岗。公务员正计划去上班，消防人员仍然试图跟得上越来越多燃烧着的房屋，而在阿纳姆北边几英里的地方，市动物园的园长赖尼尔·范·胡夫博士，正在照看他忐忑不安、紧张激动的动物。也许唯一知道战斗达到什么程度的荷兰人是医生和护士们，他们整个夜晚都在不停地接电话。救护车全速穿过城市，把伤员收集起来，然后快速运到西北郊的圣伊丽莎白医院，以及城市之内的小私人疗养院。在阿纳姆还没有人意识到，这座城市已经是一个无人地带，而且形势将愈加糟糕。阿纳姆，荷兰景色最优美的地点之一，将很快就变成一个微型的斯大林格勒。
在内城的荷兰人却几乎从一开始就意识到解放不会轻易到来。半夜，在距离大桥不到四分之一英里的优西比乌斯广场上的警察局里，27岁的警佐约翰内斯·范·库埃克听见轻轻的敲击声。他打开门，看见英国士兵站在外面。范·库埃克立即请他们进来。“他们想得到有关建筑物的位置和地标的各种各样问题的答案，”他记得，“然后他们中的若干人离开了，开始越过马路，拼命朝大桥的方向跑去——所有这一切都做得尽可能地安静。”范·库埃克看到，在附近一位医生的家门口，英国人设立了一个迫击炮发射点，接着又有一门发射6磅炮弹的反坦克炮安置在医生的花园的一个角落里。到黎明时，范·库埃克看到，英国人已经在大桥的最北端形成了一个紧密的环形防线。在他看来，这些士兵的举动与其说像解放者，毋宁说更像神色严峻的保卫者。
优西比乌斯乡村大道是一条紧靠大桥的蜿蜒的、有着带状草地的林荫大道，这条大道的另外一边，劳动调解员库恩拉德·赫勒曼正和他的未婚妻特鲁伊德·范·德桑德以及她的父母一起，待在他们的别墅里。他们整夜没有睡觉，听着一条街道之外的学校周围的开火声和爆炸声，那是麦凯上尉的士兵正在击退德国人。由于战斗紧张，所以范·德桑德一家以及赫勒曼，都躲进了房子中间部分下面的一个小的、没有窗户的地窖里。
现在，黎明时分，赫勒曼和他的未来岳父小心翼翼地偷偷上了楼，来到俯瞰林荫大道的一个二层房间。在那里，他们吃惊地朝下凝望着。一个死去的德国人，躺在这条景色如画的街道上一片金盏花上面，而且他们看见在草地的各处，德国人躲在单人狭长掩体里。赫勒曼顺着林荫大道朝右边瞥去，看见有几辆德国装甲车停在一堵高高的砖墙旁边，列阵等待。就在这两个人注视的时候，一场新的战斗又打响了。坦克上的机枪突然朝附近圣沃尔布加教堂的塔楼开火，赫勒曼看见，红色的细尘喷放出来，他只能假定伞兵们就在教堂里的瞘望阵地上。几乎立即，坦克的炮火得到了反击，于是在狭长掩体里的德国人开始用机枪朝街道对面的房屋扫射。其中一幢房子是一家戏装商店，橱窗里摆放的是穿着铠甲的骑士。在赫勒曼观看时，子弹打碎了橱窗玻璃，推翻了那些骑士。赫勒曼动情地流下了眼泪，转过脸去。他希望，这个景象并不具有预言性。
在北边几个街区之外，在音乐厅附近的一幢房子里，天亮后不久，威廉·昂克便被街上部队运动的声音惊醒了。有人捶打他的房门，一个德国嗓音命令昂克和他的家人待在屋里，拉上窗帘。昂克并没有立即服从，他跑到前窗，看见街道的每个角落里都有扛着机枪的德国人。在圣乐厅前面，有一门口径为88毫米的排炮，而让昂克无比吃惊的是，德国士兵正坐在排炮的旁边，他们是坐在从礼堂里搬到街道的椅子上。他们彼此随意交谈着，昂克注视着他们，心中想，他们那个样子好像不过是在等待音乐会开始似的。
这个地区最沮丧而又愤怒的平民，是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们。他们当中的几个人几乎立即与大桥上的英国人取得了联系，但他们的帮助却被客气地拒绝了。阿纳姆的地下组织领导人皮特·克鲁伊夫，派图恩·范·达伦和盖伊斯伯特·纽曼去奥斯特贝克，以便与英国人建立联系，他们也发现他们的帮助对方并不需要。纽曼记得，他曾提醒伞兵们那个地区有狙击手，并且忠告他们不要走大马路。“他们当中的一个人告诉我，他们得到的命令只是前往大桥，他们将走给他们指明的路线，”纽曼说道，“我得到的印象是，他们害怕故意煽动肇事的破坏分子，因而根本不信任我们。”
现在，黎明，约翰努斯·彭西尔在地下室里，与他的抵抗组织工作人员举行了一次会议。彭西尔计划接管一个当地电台，播放一个宣言，说城市已经自由了。但纽曼打来的一个电话改变了他的主意。“情况糟糕，”纽曼报告说，“形势是危急的，我认为一切都已经失去了。”彭西尔呆若木鸡。“你是什么意思？”他问道。纽曼现在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附近，他说，英国人已经发现要穿过德国人的防线前往大桥是不可能的。彭西尔立即给皮特·克鲁伊夫打电话，克鲁伊夫建议，暂停一切计划中的活动——参加过那次会议的亨利·克纳普回忆说，那是“一个暂时的不介入”。但抵抗组织工作人员的长期希望被粉碎了。“我们为一切都做好了准备，”彭西尔回忆说，“甚至如果必要的话牺牲我们的生命。相反，我们却坐着，没有用处，不被需要。现在越来越清楚，英国人既不信任我们，也不打算使用我们。”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9月18日星期一的最初几个小时里，不论是盟军远征军最高司令部，还是蒙哥马利，还是参加市场花园行动的任何指挥官，都对形势没有一个清晰的认知，而在这个时候，荷兰地下组织的成员却通过秘密的电话线，给美军第八十二空降师的荷兰联络官阿里·贝斯特布罗尔赫上尉发去了一个报告，说英国人正在阿纳姆被德国的装甲师击溃。在第八十二师的文电日志中有这样的记录：“荷兰人报告说，德国人正在阿纳姆战胜英国人。”由于与阿纳姆作战地区没有直接的通信联系，所以这个信息实际上是盟军最高指挥部所收到的第一个暗示，即危机正突然降临在英军第一空降师的身上。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