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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9月23日星期六的上午，查尔斯·麦肯齐上校终于到达了奈梅亨布朗宁将军的司令部，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累坏了，冻僵了，牙齿咯咯作响”。尽管麦肯齐决心要立即见布朗宁，但他还是立即“被放进浴缸里，以便解冻”。
英国军队使用的那条解救路线，在那条“岛屿”公路的西边，同时又与其平行，现在他们正稳定地前往德里尔，但那些马路却远非已经摆脱了敌人。尽管如此，洛德·罗茨利还是决定要尽力把麦肯齐和迈尔斯中校带到奈梅亨。这个短暂的旅行，是在一个侦察车的小车队里进行的，是一次惊险的旅行。当一行人来到一个十字路口的时候，他们发现，有一辆部分被毁的德国半履带式车辆侧着躺在路口上。罗茨利下了车，指挥他的车辆行进，而就在这时，一辆虎式坦克出现在马路远处。为了避免发生遭遇战，那辆送麦肯齐的装甲车开始后退，就在这时，马路在车的下面突然坍塌了，车翻了。麦肯齐和车上的人员不得不在一块田地里躲避德国步兵，与此同时，罗茨利一边朝他侦察车的司机叫喊，要他“玩命地开”，一边朝通往奈梅亨的马路奔去，以寻找英国部队。罗茨利组织起了一支救援分队，沿着马路快速返回，寻找麦肯齐。当这支小小的部队到达的时候，那辆德国坦克已经离去了，麦肯齐和装甲车的人员从他们躲藏的地方出来，迎接他们。混乱之中，原本乘坐第二辆装甲车跟在后面的迈尔斯，与部队分开了。
布朗宁将军焦急地迎接了麦肯齐。按照参谋部的说法，“这一个星期是一连串令人痛苦而又悲惨的挫折”。最让布朗宁关切的，就是与厄克特充分沟通的欠缺。即使是现在，尽管在英军第一空降师和军部之间已经互通了电报，但布朗宁有关厄克特形势的局面显然仍是非常模糊的。在最初的市场花园行动计划中，一旦厄克特的士兵找到一个合适的着陆点，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就要飞进阿纳姆地区——最好是在9月21日星期四以前飞到。当厄克特的危急形势为大家所知时，第五十二苏格兰低地师的师长爱德华·黑克威尔·史密斯少将，便立即提出，要冒险乘坐滑翔机带着他的一部分部队，在距离被围困的第一空降师尽可能近的地方着陆。昨天，星期五的上午，布朗宁拒绝了这个提议，用无线电说：“谢谢你的电报，但不要再提此事，这并不需要，因为形势比你认为的要好一些……第二集团军绝对会……一旦形势许可，将把你们空运到迪伦机场。”盟军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司令员布里尔顿将军，后来在日记里提到这个电报的时候，评论说：“布朗宁将军过于乐观了，他当时显然并没有充分意识到‘红毛鬼子’们所处的困境。”当时，布里尔顿似乎并不比布朗宁更为消息灵通。星期五的晚上，布里尔顿给艾森豪威尔发过一个报告，是通过华盛顿的马歇尔将军转送的，报告在谈到奈梅亨—阿纳姆的形势时说道：“这个防区的形势正在表现出很大的改善。”
没过几个小时，布里尔顿和布朗宁的乐观主义就消失了。星期五为了到达厄克特而做出的徒劳的努力，对布朗宁这位军长来说似乎成了转折点。按照他的参谋部的说法，“他对托马斯将军以及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感到厌恶”。他认为，他们的移动不是足够的快，他告诉参谋们，托马斯“在前进的时候，太过急于把道路整理干净了”。除此之外，布朗宁的权力也只到此为限：英军地面部队一进入奈梅亨地区，行政控制就移交给第三十军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决定将由霍罗克斯做出，或者由他的上司、英军第二集团军的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做出。布朗宁所能做的事情微乎其微。
布朗宁与在某种程度上来说已经复活了的麦肯齐坐在一起，第一次得知了厄克特令人震惊的困境的细节。麦肯齐事无巨细，讲述了所发生的每一件事情。沃尔什准将记得麦肯齐告诉布朗宁：“这个师是在一个非常紧密的环形防线里，什么都短缺——食品、弹药和医疗用品。”虽然形势严峻，但麦肯齐说道，“如果第二集团军有机会到达我们那里，我们是能够坚持的——但不会坚持太长的时间。”沃尔什记得麦肯齐令人害怕的总结。“没有剩下多少东西。”他说。布朗宁沉默地听着，然后向麦肯齐保证，他并没有放弃希望，计划现在正在酝酿中，要在星期六晚上派士兵和补给品进入那个桥头阵地。但是，沃尔什准将说：“我确实记得，布朗宁告诉查尔斯，似乎没有多大的机会让大量部队过河。”
当麦肯齐动身再次前往德里尔时，他突然想到了军指挥部里的思维矛盾之处——以及那种矛盾的思维给他带来的两难境地。显然，英军第一空降师的命运仍然悬而未决，到目前为止，谁也没有说出任何确切的决定。但他应该告诉厄克特什么呢？“看到了河两边的形势后，”他说道，“我确信，从南边渡河是不会成功的，我可以告诉他这一点。或者，我可以就像我被告知的那样报告说，每一个人都在尽力，将会有一次渡河，我们应该坚持下去。说哪一个好点儿呢？告诉他，在我看来，根本就没有可能让任何人过来吗？或者援助正在路上？”麦肯齐决定说后者，因为他感到，“如果我这样说的话”，将会帮助厄克特“让大家继续坚持”。
像布朗宁一样，盟军最高指挥部现在才得知有关第一空降师困境的真相。在艾森豪威尔、布里尔顿以及蒙哥马利的司令部里举行的不准公开发表的简报会上，战地记者们被告知，“形势严峻，但正在采取每一个措施去解救厄克特”。这个小小的关切的口气，标志着态度上的一种根本改变。自开始实施以来，在面向公众的报道中，市场花园行动就一直被描述为一个势不可当的成功。就在9月21日，星期四，一家英国报纸的头版新闻，以宣布一个“坦克的乐园就在前面”为大字标题，声明：“希特勒的北部侧翼正在崩溃。陆军元帅蒙哥马利在第一空降集团军的出色帮助下，已经为进入鲁尔河地区铺平了道路——也为战争的结束铺平了道路。”甚至四平八稳的伦敦《泰晤士报》，在星期五也刊登了这样的大字标题：“在前往阿纳姆的路上，坦克部队渡过莱茵河”；只是副标题才暗示，前面可能有麻烦：“阿纳姆即将发生的战斗，空降部队的艰难时光。”这几乎不能责怪记者们。通信手段的欠缺、盟军指挥官们的过于热情，以及严格的审查制度，使得精确的报道成为不可能。这样，一夜之间，画面就改变了。在20日，星期六，《泰晤士报》的大字标题是：“第二集团军遇到顽强的抵抗，空降部队的严酷战斗。”而伦敦的《每日快报》则把阿纳姆称作了“一小块地狱”。
当然，希望还是有的。在这个星期六，也就是市场花园行动的第七天，英格兰上空的天气放晴了，盟军的飞机又再次上了天。这个伟大的滑翔机机群的最后一批，自星期二以来就在格兰瑟姆地区停顿着，现在终于动身了，带着3385名官兵前往加文的第八十二师——这是加文等待已久的第三二五滑翔机步兵团，而泰勒的处于强大压力下的第一〇一师，也因为将近3000名士兵的到达而恢复了元气。但索萨博斯基在德里尔受到猛烈的进攻，却无法得到剩余部队的支援。这是因为，布朗宁被迫指示其余的波兰人前往第八十二师地区的空投场。布里尔顿原本计划，要在有史以来所设想出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中，在三天的时间里，空运大约35000名士兵，但由于天气原因，实际上用了计划时间的两倍还多。
尽管再次运送补给品的任务在别的地方得以成功完成，但厄克特的士兵们，在位于奥斯特贝克四周的那个迅速缩小的小块地区里，却眼巴巴地看着货物落入敌人之手。由于无法确定哈滕施泰因旅馆空投场的位置，也由于是在野蛮的防空炮火当中飞行，所以运送补给品的飞机不断遇到麻烦：那123架飞机，有6架被击落，63架受损。在给布朗宁的一封电报中，厄克特报告说：
231605……再次空运补给品；获得的数量非常少。狙击手现在严重阻碍了行动，也因而减少了补给品的收集。而且马路被倒下的树木、树枝和房屋严重阻碍，吉普车实际上不可能开动。无论如何，吉普车已经实际上失去战斗力了。
战斗机的近距离支持，也仅差强人意。阿纳姆地区的整个上午都天气恶劣，只是中午的时候才晴朗下来。结果，皇家空军的喷火式战斗机和台风型战斗机只飞行了几次，进攻了环形防线周围的目标。厄克特感到困惑。“鉴于我们具有完全的空中优势，”他后来回忆说，“我对缺少战斗机的支援感到既心酸又失望。”但对士兵们来说，这些进攻是振奋人心的，因为自从D日也就是前一个星期日以来，他们一架战斗机也没有看见过。现在，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已经得知，英国部队终于到达了德里尔的莱茵河南岸。他们相信，解救即将到来。
尽管受到所有这些挫折，但既然托马斯将军的部队正在侧路上开赴德里尔，霍罗克斯将军也就相信，厄克特正在恶化的形势能够得到缓和。霍罗克斯有才能，有想象力，而且有决心，他反对把已经获得的东西都丢掉。然而他也必须找到某种方式把部队和补给品送进桥头阵地。“我确信，”他后来说，“这些几乎是我一生中最黑暗的时刻。”“空降部队在河的另外一边，进行着绝望的战斗，这个画面”让他非常痛苦，以至于使他无法睡觉；而费赫尔北边的走廊，自星期五的下午就被切断了，这个切断又威胁着整个军事行动的生命。
现在的每一分钟都极其珍贵。就像霍罗克斯一样，托马斯将军也决心让他的士兵过河，他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要在一个分为两个方面的行动中全力以赴：一是进攻并占领埃尔斯特，一是朝德里尔大举猛攻。尽管现在对攻占阿纳姆大桥，没一个人抱有任何幻想——从空中侦察照片可以看出，显然敌人正以重兵把守——但如果要从德里尔渡过莱茵河进行任何行动，那么其终点就在埃尔斯特，托马斯的右翼必须予以保护。而且霍罗克斯也希望，除了那些波兰人之外，一些英国步兵也能在星期六晚上过河进入桥头阵地。
他乐观得太早了。在奈梅亨至阿纳姆那条主要公路西边的那些地势低洼的公路支线上，一个巨大的瓶颈产生了，这是因为，托马斯的两个旅，都试图穿过同一个十字路口。那两个旅，每一个都大约3000人，一个旅向东北，朝埃尔斯特发起进攻，另外一个旅向正北，朝德里尔大举猛攻。敌人的炮击又增加了拥挤和混乱。这样一来，等到托马斯第一三〇旅的主力部队开始到达德里尔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与波兰人一起，试图有组织地渡河，已是为时太晚。
午夜后不久，索萨博斯基的士兵在炮兵的强力支援下，开始渡河，这一次是乘坐16条船，这些船是第八十二师在渡过瓦尔河之后留下来的。他们遭到了密集炮火的打击，损失惨重，只有250个波兰人成功地到达北岸，而在这250个人当中，只有200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
在这个严峻的一天，霍罗克斯和托马斯只收到一条好消息：下午4点时，费赫尔北边的走廊又重新开通了，交通又再次流动起来。在工兵的纵队里，有更多的突击艇，顽固的霍罗克斯希望能够把这些突击艇及时迅速送到前面来，以便在星期日晚上把步兵送过河。
但那个师还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厄克特的困境正在迅速恶化。在星期六晚上给布朗宁发去的形势报告中，厄克特说：
232015：白天遭受到许多次进攻，是由小股的步兵、自行火炮、坦克发起的进攻，包括带有喷火器的坦克。每一次进攻，都伴随以迫击炮和火炮对师的环形防线之内的非常猛烈的轰击。在经过了多次的险情之后，环形防线基本上没有改变，只是防御兵力稀少。尚未与南岸的那些人实际接触。再次补给砸锅了，只收集到少量的弹药。仍然没有食品，而且由于缺水，士兵们全都非常肮脏。士气仍然差强人意，但迫击炮和火炮的持续轰击正在产生明显的效果。我们将坚持，但同时希望，前面能有一个光明些的24个小时。
盟军下午的那次规模巨大的滑翔机空运，让陆军元帅瓦尔特·莫德尔大吃一惊。在战役的这个较晚的日子，他并没有预料到还会有盟军的空降部队着陆。这些新的增援部队，正好在他反攻的势头增长的时候到来，因此能够改变战役的趋势——而且甚至可能会有更多的盟军增援部队来到。自从盟军的进攻开始以来，他第一次对后果产生了怀疑。
他驱车去了杜廷赫姆，与比特里希将军商谈，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记得，莫德尔要求“迅速了结奥斯特贝克的英国人”。莫德尔需要每一个士兵和每一辆坦克。太大的兵力被束缚在一场“本应该在几天以前就结束的战斗上了”。比特里希说，莫德尔“非常激动，不断重复说这里的事情什么时候能完”？
比特里希坚持认为：“我们现在的作战，在以前从来没有这样激烈过。”在埃尔斯特，汉斯·彼得·克瑙斯特少校正在挡住英军的坦克和步兵纵队，他们正在试图沿着那条主要的公路前往阿纳姆。但克瑙斯特不能既在埃尔斯特坚守，同时又向西针对德里尔的波兰人和英国人发起进攻。他沉重的虎式坦克一进入圩田，便会陷入泥泞中。比特里希解释说，对德里尔的攻击，是步兵和轻一些的车辆的任务。“莫德尔从来就不对理由感兴趣，”比特里希说，“但他理解我。不过他仍然只给了我24个小时的时间，用来把那些英国人干掉。”
比特里希驱车前往埃尔斯特，去见克瑙斯特。少校现在担忧起来。整整一天，针对他的兵力似乎越来越强大。虽然他知道英军的坦克不可能离开那条主要的公路，但来自西边的进攻的可能性却让他担心。“必须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英军的突破，”比特里希提醒道，“在我们清理奥斯特贝克的时候，你能再坚持24个小时吗？”克瑙斯特向比特里希保证，他能够。在离开克瑙斯特之后，这位装甲军团的司令员立即命令霍亨施陶芬师的哈策尔上校：“明天加强针对空降部队的一切进攻。我想要整个事情结束。”
哈策尔面临许多困难。尽管奥斯特贝克已经完全被包围了，但狭窄的街道却正在证明，要调动坦克几乎是不可能的——尤其是60吨重的虎式坦克，“这些坦克掘开马路的基础，使得马路就像犁出来的地一般，而在转弯的时候又把人行道撕裂”。除此之外，哈策尔告诉比特里希：“每当我们压缩空降部队的那个小块地区，使它缩得更紧的时候，英国人就似乎作战更凶猛。”比特里希指点说：“强大的进攻应该从东边和西边发动，进攻环形防线的基地，以便把英国人与莱茵河切断”。
弗伦茨贝格师的师长哈梅尔将军的任务是在奈梅亨—阿纳姆地区坚守并击退盟军部队，他也得到了比特里希的消息。他的整个师的集结，由于阿纳姆大桥上的车辆残骸而耽误了，哈梅尔没有能够在那条抬高了的“岛屿”公路两边，形成一个封锁性的前线，英国人在奥斯特贝克的进攻，把他的兵力分割了开来。当英国人进攻时，他的师只有部分兵力是在西边的阵地上，他剩余的士兵和设备在公路的东边。哈梅尔向比特里希保证，埃尔斯特将会守住，英国人不能在那条主要马路上进军。但是他却没有力量挡住对德里尔的大举猛攻，“我不能阻止他们前进或者后退”。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的司令员是坚定的，他提醒哈梅尔，下面的24个小时将会极其重要。“英国人将会尽一切努力支援他们的桥头阵地，同时还要向阿纳姆大举猛攻。”只要哈梅尔能够坚守住，哈策尔对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进攻就能成功。正如比特里希所说：“我们将得到指甲。你必须切除手指。”
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的大炮在隆隆作响，在奥斯特贝克环形防线的西南角，一个大型煤气罐熊熊燃烧，把一道怪异的、摇曳不定的、淡黄色的光投掷在莱茵河上空。当在北岸从一条船上爬出来的时候，查尔斯·麦肯齐上校明白了，为什么无线电提醒他要他等向导。岸边地带是无法辨认的，船只的残骸，倒落的树木以及炸弹爆炸留下来的坑，掩埋了那条向后通向桥头阵地的马路。倘若他尝试自己动身，他将一定会迷路。现在，跟着一位工兵，他被引导着去了哈滕施泰因旅馆。
有关他将向厄克特作的报告，麦肯齐并没有改变主意。在等船把自己送到师的环形防线的时候，他再次想到他的种种选择。尽管他在德里尔以及南岸看到了那些准备工作，但对于援军能够及时到达师部，他仍然持有怀疑。对他决定要作的报告，他感到内疚。尽管如此，他本人的见解还是有可能太过悲观了。
在被毁坏的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正在等待。麦肯齐把官方的见解给了这位空降部队司令员：“援军正在路上。我们应该坚持。”麦肯齐记得，厄克特“神情木然地听着，这个消息既没有让他沮丧，也没有让他高兴”。对这两个人来说，那个没有说出的问题仍然是同一个：他们必须再坚持多久？在这个时间，在9月24日，星期日的凌晨，在经过8天的战斗之后，据估计，兵力减少到了不足2500人。对他们所有的人来说，只有一个问题：蒙蒂的军队什么时候到达？在孤独的战壕里、火炮掩体里和前哨阵地里，在残破不堪的房屋和商店里，在医院和包扎所里，焦急而又毫无怨言的人们把伤员放在草席上、床垫上和光秃秃的地板上，在所有这些地方，他们想着这个问题。
由于步兵就在河的南岸，所以伞兵们毫不怀疑，第二集团军最终将会渡河过来。他们唯一感到纳闷的就是，他们当中会不会有人能活着看到等待了那么久的救援。在这最后的几个悲剧性的钟头里，他们老是害怕被歼灭，为了减轻这个惧怕，士兵们试图用所能有的任何方式来提高彼此的士气。玩笑在辗转相告，受伤的士兵不顾他们受到的伤害，仍然坚守在岗位上，而非同寻常的勇敢的例子已是司空见惯。尤其是，士兵们是骄傲的。他们后来说，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共有着一种比他们所知的更加强大的精神。
炮兵连的一等兵詹姆斯·琼斯，从他的行装里取出了他随身带来的那个唯一的非军事物品——一个他从孩童时期就一直使用的长笛。“我只是想再吹它，”他记得，“有三四天的时间，迫击炮弹一直像下雨般飞来，我吓得要死。我拿出长笛，吹了起来。”在不远处，火炮阵地军官詹姆斯·伍兹中尉有了一个主意。由琼斯打头，伍兹中尉和另外两位炮手从他们的战壕里爬出来，开始围着火炮阵地齐步前进。当他们排成单行进时，伍兹中尉唱了起来。在他的后面，那两位伞兵摘下头盔，用棍子在上面当鼓敲。遭到重创的士兵们听见，《英国掷弹兵》和《勇敢的苏格兰之歌》的旋律柔和地传遍四方。其他士兵也开始唱起来，一开始是微弱的，但接着，随着伍兹“放声高唱”，火炮阵地就爆发出了一片歌声。
位于乌得勒支到阿纳姆马路上的斯胡努尔德旅馆，大致在这个环形防线的东边沿线中间，在这个旅馆里，荷兰志愿者和英国随军卫生员，在德国看守警惕的目光下，照料着几百名伤员。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在她的日记里写道：
9月24日，星期日。这是主的日子。战争在外面激烈地进行。这座楼房在摇动。因此医生无法做手术，也无法打石膏。我们无法为伤员洗伤口，因为在这种情况下，谁也不敢冒险出去找水。随军牧师在他的笔记本里潦草地书写着。我问他，什么时候做礼拜。
G·A·佩尔神父记完了笔记。他与亨德丽卡一起，把旅馆里的所有房间逐一走了一遍。炮击似乎“声音特别嘈杂”，他回忆说，“外边作战的声音让我几乎听不见自己的说话声”。然而，“看着伸展在地板各处的士兵们的脸”，随军牧师佩尔“感到受到了激励，要用内心里上帝的平和与外面的嘈杂声战斗”。佩尔引用了圣徒马太的话，说道：“不要为明天忧虑，说吃什么？喝什么？穿什么？”然后，就像火炮阵地里的人一样，他也唱了起来。当他唱《继续和我在一起》的时候，开始人们只是听着，然后他们开始哼着，自己柔和地唱了起来。在斯胡努尔德旅馆外面雷鸣般的炮声之下，几百个伤员和奄奄一息的人唱起了下面的歌词：“当别的帮忙者未能帮助，当安慰者逃走的时候，无助者的上帝啊，继续和我在一起。”
在下奥斯特贝克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把他的5个孩子和11位别的平民，留在她家里那个10英尺长、6英尺宽的地下室里躲避，她到了上面的一层，走在受了伤的人们当中。这幢14个房间有200年历史的房子，原先是一位教区牧师的住宅，现在则完全认不出来了。窗子不见了，而且“大厅、餐室、书房、花园里的凉亭、卧室、走廊、厨房、锅炉房以及阁楼里每一英尺的空间，都挤满了伤员”。特尔霍斯特太太回忆说。伤员也躺在车库里，甚至躺在楼梯
的下面。总共，有超过300个受了伤的人拥挤在房子里和庭院里，而且每分钟都还有别的伤员被抬进来。在户外，在这个星期日的上午，凯特·特尔霍斯特看见，烟雾悬挂在战场的上面。“天空是黄色的，”她写道，“黑色的云悬垂下来，就像潮湿的抹布一样。大地被撕裂开了。”在庭院里，她看见“死去的人，我们的死去的人由于下雨而全身湿透，而且身体僵硬。他们脸朝下躺着，就像昨天和前天时那样——那个有着蓬乱胡子的人，以及那个长着黑脸庞的人，以及许多许多别的人，他们都是这样”。最终，有57个人将被埋葬在花园里，“其中一位还只是个孩子，”特尔霍斯特太太写道，“他们由于缺乏空间而死在房子里面。”这幢房子里医疗队的那位孤独的医生兰德尔·马丁上尉，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那个孩子“砰的一声把头撞在暖气片上了，一直到死去”。
凯特·特尔霍斯特在各个房间里轻手轻脚地走着，心里想着她的丈夫扬。扬是在星期二晚上骑着自行车出去的，以便在这个地区进行侦察，并把有关德国阵地的情报带回，送给一位炮兵军官。环形防线是他不在的时候形成的，而在激烈的作战之中，扬无法回家。他们还会有两个星期的时间不能彼此见面。自从星期三以来，特尔霍斯特太太就一直与马丁医生和护理员们一起工作，几乎没有睡眠。她从一个房间走到另外一个房间，与伤员们一起祈祷，给他们读《诗篇第九十一》：“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
现在，整个上午，那些在夜间渗入环形防线的德国狙击手们，正在“无耻地向一幢房子里面射击，而那幢房子从未向外射出一发子弹”，她写道，“子弹嗖嗖地穿过挤满了无助的人们的房间和走廊”。有两位护理员，在抬着担架走过一个窗子时，被击中了。接着，每一个人最怕发生的事情发生了：马丁医生受伤了。“只是伤着脚踝，”他告诉特尔霍斯特太太，“到下午的时候，我就将再次到处蹦蹦跳跳了。”
外面，取狙击而代之的是炮击。迫击炮弹的隆隆声和碰撞声，“无法描述，”特尔霍斯特太太记载。在列兵迈克尔·格罗看来，“这位女士似乎是极度平静，一点儿不紧张。”格罗已经因为炮弹碎片而大腿受伤，现在又被炮弹的爆炸伤了左脚。卫生员们匆匆把格罗和别的刚受伤的人，从一排落地窗那里移开。
下士丹尼尔·摩根斯，在坚守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一个阵地的时候，头部和膝部中弹，就在一辆德国坦克从马路上驶来的时候，被抬进了特尔霍斯特的家。一位护理员向摩根斯解释说：“他们用光了绷带，没有麻醉剂或者食品，只有一点水。”正在这时，那辆坦克发射了一颗炮弹，炮弹撞上了这座房子。在楼上的一个房间里，列兵沃尔特·博尔多克，肋部和背部有子弹伤，他惊恐地注视着，只见那辆坦克“嘎嘎响着移动，转变方向。我能听得见机枪的急促嗒嗒声，然后一颗炮弹穿过了我背后的墙。灰泥和瓦砾开始到处落下，许多伤员被杀死了”。在楼下，投弹手E·C·博尔登是一位医务护理员，他怒不可遏，一把抓起一面红十字会的会旗，冲出房子，直接跑向那辆坦克。下士摩根斯清楚地听见他说话。“你们究竟是在干什么？”博尔登朝着德国坦克的指挥员尖声大叫，“这幢房子清楚地用红十字会的旗帜标记着。快滚开！”焦急的伤员们听见了那辆坦克后退的声音。博尔登回到了房子里，摩根斯记得，他“几乎就像离开的时候一样气愤。我们问他出了什么事”。博尔登简短地回答说：“那个德国人道歉了，不过他倒真滚蛋了。”
尽管这幢房子没有再次受到炮击，但他们周围的火力却没有停止过。凯特·特尔霍斯特写道：“到处都有人在死去。难道他们必须在这样的飓风中断气吗？啊，上帝啊！给我们一刻的安静吧。当他们前往永恒的时候，给他们一刻神圣的安静吧。”
环形防线的各个地方，当疲惫、虚弱的伞兵们到了筋疲力尽的极限时，坦克冲开了防御阵地。到处都是恐怖——尤其是火焰喷射器带来的恐怖。在党卫军的一个野蛮暴行中，一辆挂着红十字会旗、运送伤员的吉普车，被4个德国人拦下了。其中的一位卫生员试图说明，他是送伤员去伤亡人员收容站的，那些德国人却突然用火焰喷射器袭击了他，然后走开了。
但这场战役的始终，不论是在阿纳姆大桥还是在环形防线，都有表现出骑士精神的突出例子。在环形防线东边哈克特准将的防御阵地里，一位德国军官打着白旗，开车来到英军阵地，要求见指挥官。哈克特见了他，得知德国人“就要发起进攻，首先要把迫击炮和火炮炮火对准我们的前沿阵地”。那个德国人得知，一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就在进攻的路线上，于是他要求哈克特，把他的前沿阵地后移600码。“我们不想让火力网击中伤员！”那个德国人解释说。哈克特知道，他无法遵从。“如果战线按照那个德国人的要求后退那段距离的话，”厄克特将军后来写道，“就会使师司令部到了德国人的营地后面200码的地方。”尽管他无法移动，但哈克特却注意到，当进攻终于来到的时候，火力网仔细地对准了伤亡人员收容站的南边。
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另外一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一直在旅馆的娱乐室里，在一张台球桌上做手术，当一颗口径为88毫米的炮弹穿过大楼房顶的时候，他丢失了他的全部设备。自从星期三以来，他就不能做手术了，尽管一个野战救护车队已经在彼得堡旅馆设置了一个手术室。“我们有1200到1300名伤员，但却既没有护理设施，也没有医务人员来适当地医治他们，”他记得，“我们所拥有的一切，就是止痛的吗啡。我们的主要问题是食品和水。我们已经用光了中央供热系统中的水，现在，由于不再做手术，我某种程度上成了一个军需官，努力给伤员们提供食物。”伤员当中的一位，第一五六营的约翰·沃迪少校，星期二那天被一名狙击手击中了腹股沟，后来又再次负伤。一颗迫击炮弹落在了一个大飘窗的窗台上，爆炸了，炮弹的一个碎片嵌进了沃迪的左脚，接着这个房间又被直接击中，沃迪的右肩、脸和下巴被落下来的砖和木头碎片划破。该师的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医生冲到了外边。沃迪挣扎着站了起来，看见沃拉克站在街道上，朝着德国人喊道：“你们这些该死的杂种！难道认不出红十字会旗吗？”
范·马尔南一家——安赫、她的哥哥保罗以及她的姑姑——正在塔弗尔贝格旅馆，在范·马尔南医生的指导下，24小时不停地工作着。保罗是医学院的学生，他记得，那个“星期天是可怕的。我们似乎一直都在被击中。我记得，我们不可以在病人面前表现出害怕来，但我准备从屋子里跳出来，大声喊叫。我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伤员们如此安静地待着”。保罗记得，当受到伤害的人从一个毁坏的房间被送到另外一个房间的时候，“我们开始唱歌了。我们为英国人唱，为德国人唱，为我们自己唱。然后似乎每一个人都在唱，由于感情强烈，人们又会停下来，因为他们是在哭泣，但他们又会再次唱起来”。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曾怀有一个浪漫的梦想，那就是被从天而降的聪明健壮的年轻人解放，对她来说，这个浪漫的梦想正在绝望中结束。许多被带到塔弗尔贝格旅馆的荷兰平民死于他们自己的伤口。安赫在她的日记里特别提出，有两个荷兰平民是“可爱的姑娘和优秀的滑冰者，和我一样大，只有17岁。现在我将再也看不到她们了”。在安赫看来，这个旅馆似乎不断被炮弹击中，在地下室里，她哭了起来。“我怕死，”她写道，“爆炸声音巨大，每一颗炮弹都能杀人。上帝怎么能让这个地狱存在？”
星期天上午，到9点30分时，沃拉克医生决定，要为这个地狱做点什么。这个地区的9个伤亡人员收容站和医院，挤满了双方的伤员，因而他开始感到，“战役再也不能这个样子继续下去了”。医疗队“是在不可能的条件下工作，有一些医疗队没有外科工具”，而在德国人的猛烈进攻下，伤亡人员一直在增加——其中就有勇敢的沙恩·哈克特准将，就在上午近8点钟的时候，一颗迫击炮弹，让他的腿和肚子受了重伤。
沃拉克决定了一个计划，而那个计划又需要得到厄克特将军的许可，于是他便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我告诉将军，”沃拉克说道，“尽管挂上了红十字会的旗帜，但所有的医院仍然遭到了炮击。有一个医院被击中6次，着了火，迫使我们把150名伤员迅速撤离出去。”他说，伤员正“受到虐待，因而到了该与德国人做出某种安排的时候了”。既然完全不可能把伤员撤离到莱茵河的对面去，所以沃拉克认为，“如果把伤员移交给德国人，到他们在阿纳姆的医院里治疗的话”，那么许多生命就会得到拯救。
沃拉克回忆说，厄克特“似乎听从了”。他同意这个计划，但又提醒沃拉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敌人以为，这是编队阵地崩溃的开始”。沃拉克要向德国人说清楚，之所以采取这一步，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的理由。厄克特说，可以进行谈判，“条件是，德国人应该明白，你是一个代表着病人的医生，而不是这个师的一个官方特使”。沃拉克被允许，在下午的时候要求一段停火的时间，这样一来，在“双方继续作战”以前，可以让战场上没有伤员。
沃拉克匆匆离开，前去寻找那位荷兰联络官——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另外还有格里特·范·马尔南医生，请他们二位帮助谈判。沃尔特斯将担任翻译，他是荷兰军方人士，因而“前往德国司令部可能冒极大的风险”，有鉴于此，沃拉克给他起了个假名，叫“约翰逊”。这三个人迅速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与德国师部的那位医官联系。
说来也巧，那位军官，29岁的埃贡·施卡尔卡少校声称，他也得出了与沃拉克相同的结论。施卡尔卡回忆说，在那个星期天的上午，他感到“必须做点事情，这不仅是为了我们的伤员，也是为了在‘巫婆的大锅’里的英国人”。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伤员躺得到处都是——甚至躺在地板上”，按照施卡尔卡的说法，在沃拉克到达之前他就过来了，为了见“英国人的首席医官，提议清理战场”。不管是谁首先有了这个主意，他们确实见面了。沃拉克对这位年轻军官的印象是，“他长得女人气，但有同情心，显然非常急于讨好英国人——只是为了留个后手”。这位身材细长、风度翩翩的军官，穿着剪裁合身的制服，显得很英俊，沃拉克面对着他，用“约翰逊”当翻译，提出了他的建议。当他们交谈的时候，施卡尔卡打量着沃拉克：“一个高个子的、过分瘦长的、黑头发的家伙，就像所有的英国人那样冷静。他似乎疲倦极了，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样子倒不难看。”施卡尔卡准备同意这个撤离计划，但他又告诉沃拉克，“首先我们将不得不去我的司令部，以确保我的将军不会反对。”施卡尔卡拒绝带范·马尔南医生同去。在一辆缴获的英国吉普车里，施卡尔卡、沃拉克和“约翰逊”，动身前往阿纳姆，由施卡尔卡开车。施卡尔卡回忆说，他“开得非常快，一路地呈之字形移动。我不想让沃拉克确定自己的位置，而我的开车方式，也一定让他吃了不少苦头。我们走得很快，有一部分时间是在炮火下走的，绕着弯进了城。”
对沃尔特斯来说，这个进入阿纳姆的短途乘车旅行是“悲伤而又悲惨”的。到处都是车辆残骸。房屋或者仍然在冒烟，或者已经成了废墟。他们所走的一些道路，由于被坦克履带压碎，被炮火炸出了坑，因而“就像犁过的地一样”。残破不堪的火炮、翻倒的吉普车、烧焦了的装甲车，以及“死者扭曲的尸体”，就像一条小径一样，一直通向阿纳姆。施卡尔卡并没有蒙住这两个人的眼睛，沃尔特斯感到，施卡尔卡也没有试图隐瞒他所走的这条路线，这使沃尔特斯突然感到，这位高雅的党卫军医官似乎“急于让我们看到德国人的力量”。穿过阿纳姆仍然冒烟、瓦砾遍地的街道，施卡尔卡朝东北方向开，最后在哈策尔中校司令部的外面停了下来，司令部设在黑策尔贝格路上的那个中学里。
尽管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到来在参谋军官当中造成了惊讶，但哈策尔已经得到过电话通知，正在等待他们。施卡尔卡把这两位军官留在外屋，进去向他的指挥官报告。哈策尔生气了。“我感到吃惊，”他说道，“施卡尔卡竟没有蒙住他们的眼睛。现在他们知道我的司令部的精确位置了。”施卡尔卡笑了。“要是他们能够在什么地方找到他们的路，那么我就会对我开车的方式大吃一惊了。”他向哈策尔保证。
两个德国人与英国特使一起坐了下来。“那位医官提议，应该把他的英国伤员从环形防线撤离出来，因为他们不再有地方或者补给品来照料他们了，”哈策尔说道，“这就意味着，要求休战几个小时。我告诉他，我对我们两国交战感到遗憾。毕竟，我们为什么应该交战呢？我同意他的建议。”
沃尔特斯——沃拉克介绍他为“一位名叫约翰逊的加拿大军人”——记得，这次会谈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况。“起初，那位党卫军中校甚至拒绝考虑休战，”他说道，“房间里还有几个别的参谋军官，包括代理参谋长施瓦茨上尉，施瓦茨最终转向哈策尔，说这整个事情还得由将军决定。”那个德国人离开了房间。“当我们等待的时候，”沃尔特斯说道，“他们给了我们三明治和白兰地。沃拉克提醒我，不要空着肚子喝酒。三明治里不管夹的是什么馅，上面都有切成薄片的洋葱。”
当德国人再次进入房间时，“每一个人都啪的一声立正，大声喊嗨希特勒。”比特里希将军，没有戴帽子，穿着他长长的黑色皮外套，走了进来。“他只待了一会儿。”沃尔特斯记得。比特里希打量着这两个人，说道：“我对我们两国之间的这场战争感到遗憾（Ich bedauere sehr diesen Krieg zwischen unseren Vaterlandern）。”将军静静地听沃拉克的撤离计划，表示同意。“我同意，”比特里希说道，“因为一个人不能失去所有的人性，即使在最激烈的交战期间——当然，只要他首先就有这种感情。”然后比特里希递给沃拉克一瓶白兰地。“这是送给你的将军的。”他告诉沃拉克，然后退出了。
星期日上午10点30分时，部分休战协议达成了，尽管沃尔特斯回忆说：“德国人似乎有些担心。不论是塔弗尔贝格旅馆，还是斯胡努尔德旅馆，都位于前线，而德国人又无法保证停止迫击炮和火炮的轰击。”哈策尔主要担心的是英国人在莱茵河南边的远程炮击，伤员撤离的时候能否被控制住。施卡尔卡说，这一点得到保证，他收到了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部的无线电讯。“那个电讯纯粹是发给第九党卫军装甲师的医官的，它感谢我并且问，停火能否持续足够长的时间，好让英国人把医疗用品、药品和绷带从莱茵河对面带过来。”施卡尔卡发回了无线电讯：“我们不需要你们的帮助，只是要求，你们的空军不要继续轰炸我们的红十字会卡车。”他立即得到了答复：“不幸的是，这样的进攻是双方发动的。”施卡尔卡认为，这个电讯“可笑”，他生气地回答道：“对不起，我有两年的时间没有看见我们的空军了。”英国人的电讯又回来了：“就按协议办。”施卡尔卡声称，他现在勃然大怒，以至于发回了这样的电讯：“舔我的……”
最终做出的安排，要有两个小时的休战，时间从下午3点开始。其时，伤员将沿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一条指定的路线，离开环形防线。要做出一切努力，“以便少开火，或者完全停火”。坚守前线阵地的双方部队被提醒，不要开火。施卡尔卡开始命令，“每一辆可用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在前线的后面集结”，与此同时，沃拉克和沃尔特斯将要返回自己的营地，他们被允许在自己的衣服口袋里装满吗啡和医疗用品。沃尔特斯“为能够离开那里而感到高兴，尤其是因为施瓦茨对他说过，‘你说起德语来，可不像英国人’”。
沃拉克和沃尔特斯的吉普车上飘扬着一面红十字会旗帜，并由另外一位德国医官护送，在返回环形防线的途中，他们被允许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停留，以视察那里的状况，并访问英国伤员——其中就有拉思伯里准将，他现在去掉了军衔徽章，成了“一等兵”拉思伯里。迎接他们的是英军首席医官李普曼·凯塞尔上尉，外科手术队队长锡德里克·朗兰少校，以及荷兰资深外科医生范·亨格尔医生——沃拉克记得，他们全都“非常急于知道消息”。医院周围曾经进行过激烈的战斗，凯塞尔报告说，有一次，甚至还在大楼里面进行了一场酣战，德国人的子弹从病房里的病人头上飞过。但自从星期四以来，这个地区是安静的，沃拉克发现，与在环形防线里的伤员所受到的令人痛苦的磨难形成对照的是，在圣伊丽莎白医院里，“英国伤亡人员是躺在**，盖着毯子，铺着床单，并受到荷兰修女和医生的悉心照料”。这两个人提醒凯塞尔，要为大量涌来的伤亡人员做好准备，然后返回了奥斯特贝克。沃拉克回忆说，他们正好“赶上了塔弗尔贝格旅馆附近的一轮迫击炮炮击”。
下午3点钟，部分休战开始。射击突然减少了，然后又完全停止。对一等兵珀西·帕克斯来说，那种“势不可挡的嘈杂声已经成为正常，因而发现这种寂静是如此不真实，以至于刹那间我以为我死了呢”。在英国和德国的医官和护理员的监督下，来自双方的救护车和吉普车开始装伤员。中士达德利·R·皮尔逊是第四伞兵旅的首席文书，在一辆吉普车里他被放在他的旅长的担架的旁边。“这么说你也受伤了，皮尔逊？”哈克特说道。皮尔逊只穿着靴子和裤子，右肩绑着厚厚的绷带，“弹片在那里撕开了一个大口子”。哈克特面色苍白，显然因腹部的伤而非常痛苦。当他们前往阿纳姆的时候，哈克特说道：“皮尔逊，我希望你不会认为我是以权压人，不过我认为我比你要糟糕。到了医院，要是他们先给我治，你不会在意吧？”
那位和伞兵鸡默特尔一起跳伞的帕特·格洛弗中尉，在极大的痛苦中被送到了圣伊丽莎白医院。一颗子弹切断了他右手的两个静脉，而在前往斯胡努尔德旅馆包扎所的途中，弹片又击中了他的右小腿肚子。由于只有一点点吗啡，因而他被告知，除非他认为绝对必要，否则是不能给他打上一针的。格洛弗并没有要吗啡。现在，他睡睡醒醒，不知不觉想到了默特尔，他记不得它是哪一天被打死的。在作战期间，他和他的勤务兵乔·斯科特列兵，交替拿着装默特尔的小背包。然后，在一个狭长掩体里，在炮火的打击之下，格洛弗突然意识到，装着默特尔的小背包不见了。“默特尔在哪里？”他朝斯科特叫喊道。“她在那里，长官。”斯科特指着格洛弗掩体的顶上。在她的包里，默特尔仰面躺着，脚伸在空中。那天晚上，格洛弗和斯科特把这只公鸡埋葬在树篱附近的一个小小的坟墓里。当斯科特扫着土盖上的时候，他看着格洛弗，说道：“唔，默特尔到最后都是勇敢的，长官。”格洛弗记得，他并没有解下默特尔降落伞的伞翼。现在，在一阵疼痛之中，他感到高兴的是，他是让它带着荣誉得体地得到了埋葬——是带着它的职衔标记被埋葬的——这对阵亡者来说死得其所。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注视着，德国护理员开始把伤员抬出去。突然射击开始了。一个德国人叫喊：“如果不停下来，我们就开火，没有一个伤员、医生或者护士能活着出去。”亨德丽卡并没有在意。“总是最年轻的士兵叫得最响，”她特别提到，“到现在我们已经习惯德国人的威胁了。”射击停止了，装车又继续下去。
当步行伤员长长的行列以及吉普车、救护车和卡车的车队开赴阿纳姆的时候，有好几次再次爆发了射击。“不可避免的是，”厄克特将军回忆说，“有误解。让一场战斗暂时安静下来是不容易的。”在塔弗尔贝格旅馆的医生们，“当他们把好斗的德国人从旅馆里清理出去的时候，有了一些不安的时刻”。而且几乎每一个人都记得，那些刚刚到达的波兰人无法理解，这个小部分的停火有什么必要。“他们有许多旧账要清算，”厄克特说道，“因而看不到让他们停火的合情理的原因。”最终，他们被“说服了，抑制住他们的渴望，等到撤离完成之后再说”。
施卡尔卡少校与沃拉克医生一起，让车队运行了整整一个下午。大约200名能行走的伤员被带了出来，超过250名被抬进了医疗车队。“我从未见过类似奥斯特贝克那样的状况，”施卡尔卡说道，“那里只有死亡和残骸。”
在圣伊丽莎白医院，彼得·斯坦福斯中尉从在阿纳姆受的胸伤中恢复了知觉，听见第一批能够行走的伤员进来了。“我感到，一阵激动的颤抖从我的脊椎升了上来，”他
说道，“我从未这样骄傲过。他们走了进来，而我们每一个人都吓坏了。每个人都长了一个星期的胡子。他们的作战服撕破了，满是污渍，而且肮脏、浸透着血液的绷带从他们所有人的身上伸了出来。最扣人心弦的是他们的眼睛——有红圈，深陷进去，从拉长了的、沾了厚厚一层泥巴的脸上朝外凝视着，脸由于缺乏睡眠而憔悴，然而他们走了进来，并没有被打败。他们显得足够凶猛，足以当场就接管这个地方。”
当最后一个车队离开奥斯特贝克时，沃拉克感谢那位党卫军医官的帮助。“施卡尔卡看着我的眼睛，说‘你能把这写给我吗’？”沃拉克没有理会这句话。下午5点，战斗再次开始，好像从来没有停止过似的。
一等兵珀西·帕克斯的火炮阵地，在多尔德伦家洗衣房附近，在他的阵地里，“再次乱成了一片。德国佬朝我们投掷一切东西”。在撤离伤员期间，有一段相对的安静，在此之后，帕克斯有了一种被解救感。“一切都返回到正常，这我能够适应。我又再次准备就绪。”德国人利用了这个暂时的休战，渗透进了许多地区。人们从所有的方向，听见了尖叫声和射击声，那是德国人和英国人在街道上和花园里彼此追击。从战壕里，帕克斯看见，一辆坦克穿过一块白菜地，朝排炮大本营驶来，有两个炮兵朝马路上的一门发射6磅重炮弹的大炮全速跑去。当炮兵们开始射击的时候，帕克斯惊奇地朝上看着，因为白菜开始飘过他的战壕。“大炮的力量把白菜吸了上来，直接拽出了地面，把它们掷向天空。接着一声巨大的撞击声，我们看见，一颗炮弹击中了坦克。”
罗伯特·凯恩少校听见，有人叫喊，“虎式坦克！”于是他便全速朝一个建筑边上的那门小反坦克炮跑去。一位炮手从街道上跑来帮助他，这两个人一起，把炮推进阵地。“开炮！”凯恩喊道。他看见，炮弹击中了坦克，让它出了故障。“咱们再发一炮，有把握一些。”他叫喊道。炮手看着凯恩，摇了摇头。“不用，长官，”他说道，“它完了。反冲装置没了。”
在特尔霍斯特的家里，嘈杂声是如此之大，以至于每一个人都麻木了，听不见了。突然，凯特·特尔霍斯特感到了“一种巨大的震动。砖发出了轰响，栋梁裂开了，各个方向发出了被抑制的哭叫声”。爆炸把地下室的门卡住了，令人窒息的尘土在整个小屋子里旋转着，在其中，她听见，“人们用铁锹和工具工作着……把栋木锯开……脚步在砖和灰浆中嘎吱作响……而且沉重的物品被前后拖拽着”。地下室的门被打开，清新的空气涌了进来。在楼上，凯特看见走廊的一个部分以及花园里的那间屋子，都朝户外敞开着，一面墙的一段已经被炸了进来。人们躺在各处，那是被爆炸抛掷过去的。马丁医生再次被击中，根本无法走动。有一个士兵，几天前因为患有战斗疲劳症而被带进来，现在他在房子里的大屠杀当中徘徊着。他盯着凯特·特尔霍斯特，说道：“我想我以前在什么地方见过你。”她温柔地带着他去了地下室，在石头地板上为他找了个容身之地。他几乎立即就睡着了。后来他醒了，便移到特尔霍斯特太太的旁边。“现在我们随时都会被攻占。”他平静地说道。他又睡着了，凯特疲倦地靠在墙上，她的5个孩子在她旁边，她等待着，与此同时“这令人恐惧的时间在缓慢地延续着”。
在距离凯恩少校阵地不远的一个战壕里，中士艾尔弗·鲁利埃看见，又有一辆坦克出现在街道上。他与一位炮手冲向似乎是留在他所在的炮兵部队里的唯一一门反坦克炮。就在坦克转向他们的时候，这两个人来到了炮的旁边。他们发射了，看见一道闪光击中了坦克。就在这时，一挺机枪开火了。与鲁利埃一起的那位炮手喘息着，靠着他倒下来。当鲁利埃转过身来，小心翼翼地扶着他倒下时，一颗子弹射进了他的左手。左手开始失去控制，颤抖起来，鲁利埃猜想，子弹一定是击中了神经。鲁利埃把靠在身上的炮手慢慢放下来，然后朝他的战壕走去。“我去找人帮忙。”他告诉这位血迹斑斑的士兵。在特尔霍斯特家的门口，鲁利埃停下来，不愿意进去。他听见，人们在尖声大叫，胡言乱语，乞求给点水，并喊出亲人的名字。“啊，上帝啊！”鲁利埃说道，“我到这里是要干什么？”就在这时，投弹手E·C·博尔登出现了。“天啊，老兄，”博尔登看着鲁利埃颤抖的手说道，“你是去打字了吗？”鲁利埃解释说，他是来为那位受伤的炮手找人帮忙。“好的，”博尔登说道，同时给鲁利埃的手包扎好，“我会到那里去的。”在返回阵地的途中，鲁利埃经过特尔霍斯特家的花园，停了下来，恐怖地凝视着。他以前从未见过，在一个地方有这么多尸体，有些尸体，脸上盖着士兵穿的伪装服，但另外的尸体却并没有盖，“他们的眼睛朝所有的方向凝视着”。尸体成了堆，太多了，无法在他们之间迈步。
在战壕里，鲁利埃等待着，最后博尔登带着两位担架手来了。“不要担心，”博尔登告诉鲁利埃。他伸出了拇指，“一切都会没事的。”鲁利埃并不这样认为。在英格兰时，这位31岁的伞兵恳求前去执行任务，他的年龄让他未能如愿，而且，尽管他是个炮兵，却成了代理食堂军士。但鲁利埃还是成功了，最终被允许前去。现在，当他凝视身边的疲倦、口渴、饥饿的伞兵们的时候，“我突然明白了。我忘记了这场战斗。我一门心思要给我们找点吃的东西”。他并不知道，他在这个地区被摧毁的花园里以及倒掉的房子当中爬了多长时间，他在架子上搜查，在地下室里搜索，寻找一片片或者一块块的食品。在一个地方，他发现了一个没有毁坏的镀锌盆，他把找到的所有东西都扔了进去——几个枯萎的胡萝卜、一些洋葱、一小袋马铃薯、盐，以及肉汤的一些块状浓缩料。在房子的附近，他发现了一个鸡笼，只有一只鸡还活着。鲁利埃把它带上了。
在成了废墟的房子的石头地板上，他把几块砖围了起来，架上盆。他从墙上扯下一条条墙纸，并使用一些木头，生上了火。他不记得，当他再次出去找水的时候，街道上是否仍然在激战——当他蹒跚着回来时，盆子里的水就几乎满了。他把那只鸡杀了，拔了毛，然后扔进盆子里。就在薄暮时分，他认为鸡汤已经炖好了，于是便从窗框上扯下两个窗帘，包住锅的热把手，在另外一名伞兵的帮助下，朝战壕走去。在这几个小时的时间里，他第一次意识到迫击炮弹飞来了。两个人每隔一段时间前进一次，在每次就要爆炸的时候停下来，然后再前进。在炮兵阵地里，鲁利埃大声呼喊：“过来吃呀！”眼睛发红而视力模糊的伞兵们大为吃惊，他们以小心翼翼的小组形式出现，拿着被毁坏的食品罐子和野战餐具。他们恍恍惚惚地咕哝着表示感谢，把餐具伸进热盆子里，然后消失进渐浓的夜色之中。十分钟之内炖汤就光了。艾尔弗·鲁利埃盯着盆子的底，只能找到几小块马铃薯。他把马铃薯拣了起来，在那一天，第一次吃了点食物。他从来没有这样高兴过。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庭院的一个五人战壕里，滑翔机飞行员伦纳德·奥弗顿中士，朝愈来愈浓的夜色望去。与他共用战壕的那4个人，消失了。突然，奥弗顿看见，有黑色的形体在靠近。“是我们！”有人小声说道。当那4位士兵跳进战壕的时候，奥弗顿看见他们抬着一个扎起来的斗篷。那几个人小心翼翼地打开斗篷，在斗篷的边上举起一个马口铁罐头盒子，把约有1品脱的雨水倒了进去。有一个人拿出了一块茶叶，开始搅动雨水。奥弗顿旁观着，恍惚起来。“在那一天，我们既没有吃的，也没有喝的，只有两片硬饼干，星期天的时候我们就已经把它分享了。”他说。然后，令奥弗顿惊讶的是，那些伞兵们把那个马口铁罐头盒子给了他。他啜饮了一小口，又往下传了过去。“生日快乐！”每个人都小声对他说。奥弗顿都忘记了，那个星期日，9月24日，是他23岁的生日。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病情危急和能够行走的伤员，都离开了，但患战斗疲劳症的士兵却仍然继续留在这个大旅馆里。当随军牧师佩尔走过一个被遗弃的房间时，他听见，在这个传出回声的大楼的什么地方，有一个微弱、颤抖的嗓音在唱着《只是在暮色中唱支歌》。佩尔上了楼，走进楼上的一个房间，在一个患有严重的战斗疲劳症的年轻伞兵旁边跪了下来。“神父，”那个孩子说道，“你能给我掖好毯子吗？这么多噪音，我好害怕。”佩尔没有毯子，但假装给这个伞兵盖好毯子。“这感觉很好，神父。我现在感觉很好了。你能再帮我一个忙吗？”佩尔点了点头。“和我一起念主祷文。”佩尔这样做了。他把那个年轻人的头发抚了回去。“现在闭上眼睛吧，”佩尔对他说，“睡个好觉。上帝保佑你！”伞兵微笑了：“晚安，神父。上帝保佑你。”两个小时以后，一个卫生员来找佩尔：“你知道那个和你一起念主祷文的孩子吗？”佩尔问道：“出了什么事？”卫生员摇了摇头：“他刚才死了。他说，他要告诉你，他无法忍受外面的嘈杂声。”
傍晚时分，环形防线御用苏格兰近卫团地段的R·佩顿—里德上校，不愉快地看到，“24日令人伤感地结束了。由于共识，希望早日得到地面部队支援这个大希望，现在成了一个忌讳的话题”。
星期天的后半夜，鬼怪式通信网的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奉命来到哈滕施泰因旅馆地下室里厄克特的房间。“他递给了我一个较长的电文，”海说道，“并且告诉我，我把它译成电码之后，再还给他。我记得他说，也许到那个时候，他已经不会把这个电报发出去了。”海读电文的时候，惊得目瞪口呆。“这实际上意味着，要么他们得过来救我们，要么我们将被消灭。”海把电报译成电码，又还给厄克特。“我也不希望他把它发出去。”海说道。电报发出去了，原文是：
厄克特致布朗宁。必须提醒你，除非在9月25日一大早与我们直接接触，否则我们认为，我们不能坚持足够长的时间了。所有的士兵现在都精疲力竭。缺少口粮、水、弹药和武器，同时军官伤亡率很高。敌人甚至稍微发动一次攻势，就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这样，如果不投降的话，将命令所有的人朝桥头阵地突围。在敌人的面前，任何调动眼下都不可能。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只要可能将仍然尽最大努力。
连续两个晚上，要把士兵和补给品送进厄克特的立足点的尝试都失败了。然而第三十军固执的军长霍罗克斯将军，拒绝放弃这个努力。如果要拯救这个桥头阵地，如果要实现对厄克特及其部下的解救，那就必须在这个星期日的晚上进行。天气再次不利，不能指望基地在英格兰执行运送补给品和支援的任务的飞机前来帮忙。但在德里尔至奈梅亨的地区，兵力强大，而霍罗克斯又完成了那个几乎不可能完成的事情，他驱动着他的整个军，沿着那条只有一辆坦克宽的狭窄走廊，到达了在莱茵河上的先头部队的位置，现在困扰他的，就是把他与空降部队分开的那条400码宽的河。他命令托马斯的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发动最后一次进攻：杰拉尔德·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将在上午10点开始，与剩余的波兰人一起发起攻击，渡河进入桥头阵地。
蒂利的行动，将是一个更大计划的第一步。“如果事情进展顺利，”霍罗克斯后来写道，“我希望，将让第四十三师侧滑下去，在更西边的地方渡过莱茵河，给进攻空降部队环形防线的德国军队一记左勾拳。”另外一个选择余地就是撤退。在市场花园行动的这个第八天，霍罗克斯固执地拒绝面对这个选择。然而，其他人现在却正在认真计划可以怎样撤退。
按照他的参谋长戈登·沃尔什准将的说法，第一空降军司令员布朗宁将军，现在“非常公开地谈论撤退”。在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前往德里尔的时候，这个决定尚悬而未决，但“布朗宁确信，一旦他们被卡住了，就将不得不把厄克特的士兵撤出来”。英军第二集团军司令员迈尔斯·C·邓普西将军，也得出了同样的结论。自进攻开始以来，他便未曾与霍罗克斯会晤过，现在，由于时间所剩无几，邓普西便命令霍罗克斯，到位于圣奥登罗得的走廊地带开会。按照指挥的顺序，邓普西由于得到了蒙哥马利的授权，将最后说了算。这个令人痛苦的决定，将是由一个人迫使他们做出的，那个人就是德国陆军元帅莫德尔。
当霍罗克斯驱车向南，前往圣奥登罗得时，蒂利中校的多塞特团第四营开始准备进行夜间的渡河。他的营正在匆匆赶往德里尔的集结地，而攻击艇，由于现在走廊又再次打开，也正在路上。给蒂利的指示是清楚的，旅长本·沃尔顿准将亲自给他下达了简短命令，蒂利被告知，要“扩大环形防线的基地”。渡河将在那个旧渡口进行，在奥斯特贝克西边大约1英里处。一旦过了河，多塞特团便要“坚持下去，直到得到增援时为止”。他们将轻装前进，只带着能维持三四天的食品和弹药。按照这位35岁的蒂利的看法，他的士兵“是一支特遣部队，为邓普西的整个英军第二集团军带路”。他敏锐地意识到迅速到达厄克特那里的急迫必要。从他所得知的一切来看，那个师的死亡正在以小时计算。
星期天，蒂利曾三次爬上德里尔一个被毁坏的教堂的塔尖，观察他的部队将在莱茵河北岸登陆的那个地区。他的司令部设在德里尔南边的一个果园里，下午的时间沉闷地过去了，他在司令部里不耐烦地等待着他的营从霍姆伊特村赶来，霍姆伊特村在德里尔西南几英里外，与此同时，攻击艇正从走廊送来。
下午6点刚过，本·沃尔顿准将便派人叫蒂利过去。沃尔顿的司令部在德里尔南边一幢房子里，在那里，蒂利本来预料，旅长会再次检查这次夜间行动的细节。相反，沃尔顿却告诉他，计划有了改变。沃尔顿说，已经接到命令，“整个行动——大规模的渡河——取消了”。蒂利的那个营还是要渡河，不过目的不同了。蒂利听着，越来越焦虑。他的士兵们将在厄克特的第一空降师撤退时，坚守环形防线的基地！他被要求带尽可能少的人——“够完成任务就可以”：大约400名步兵和20名军官。蒂利不必去，他可以派他的第二把手詹姆斯·格拉夫顿少校，取代他的位置。尽管蒂利回答说，他将“考虑一下”，但他已经决定，要亲自率领他的士兵过去。当蒂利离开沃尔顿的司令部时，他感到，他的士兵正要被牺牲掉。有关如何把他们带回来，沃尔顿什么也没有说。他知道，沃尔顿对此也无能为力，无法改变形势。令他困惑的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计划为什么改变？
要把厄克特的部队撤出的决定，是星期天的下午，在与霍罗克斯和布朗宁将军一起举行的圣奥登罗得会议上，由邓普西做出的，而这个决定还要由蒙哥马利批准，而蒙哥马利则是9月25日星期一的上午9点30分，才最终批准了这个命令。在考虑了手下军长的大规模渡过莱茵河的设想之后，邓普西推翻了这个计划。邓普西与霍罗克斯不同，他认为这次攻击不可能成功。“不，”他对霍罗克斯说，“让他们撤出。”邓普西又转向布朗宁，问道：“你看这样行吗？”布朗宁缄默不语，闷闷不乐，点了点头。邓普西立即通知了身在德里尔的托马斯将军。甚至就在圣奥登罗得会议正在进行的时候，德国人又再次切断了费赫尔北边的走廊。由于被切断了回去的道路，霍罗克斯便使用了一辆装甲军车，突破德军的营地，返回到他在奈梅亨的司令部。陆军元帅莫德尔的最新进攻，将使走廊关闭40多个小时。
在德里尔，蒂利中校那个营的大多数人现在已经到达了。他在部队当中走着，挑选他将带着的人。蒂利拍着士兵的肩膀，说道：“你去……你不去。”这次攻击的真实目的是保密的，他无法告诉那些提出抗议的士兵们，为什么把他们留在后面。蒂利“挑选了那些老兵，他们绝对有把握——绝对是不可或缺——而把其余的人留在了后面”。
这个决定是使人痛苦的。他看着那些军官和士兵，认为他们“要走向必然的死亡”。蒂利把格拉夫顿少校叫了过来。“吉米，”格拉夫顿记得蒂利说，“我得告诉你点事情，因为除了我之外，还得有人知道这次渡河的真正目的。”蒂利概述了计划中的改变，又小声补充说，“恐怕我们要被抛弃了。”
格拉夫顿大吃一惊，盯着蒂利。蒂利补充说，关系重大的是，不能让任何别的人知道这个信息。“那会太冒险了。”他解释说。
格拉夫顿知道蒂利是什么意思。如果真相被人所知，那将是对士气的一个可怕打击。当格拉夫顿准备离开时，蒂利说道：“吉米，我希望你会游泳。”格拉夫顿微笑了。“我也这样希望。”他说道。
晚上9点30分，蒂利的士兵来到河边，却仍然没有攻击艇的影子。“没有船，他们到底要我怎样过河？”蒂利问他的工兵军官查尔斯·亨尼克中校。给士兵的口粮也没有到达。蒂利心情烦躁，同时也因为知道这次任务的真正原因而精神沉重，于是便与多塞特团第五营的营长奥布里·科德中校交谈起来。“什么都不对头，”蒂利告诉他，“船没有来，口粮也没有给我们发下来。如果不赶快采取措施的话，我就不打算出发了。”科德命令他的营把口粮交给蒂利的士兵。
在3个漫长的小时里，在寒冷的毛毛雨中，蒂利的部队等待着攻击艇。在午夜时，有消息说，那些船现在就在德里尔，但只剩下了9条。在黑暗之中，有一些卡车拐错了弯，结果开进了敌人的营地，还有两辆卡车从一条泥泞的堤岸马路上滑了下去，丢失了。在会合地点，船由步兵用肩膀扛着，穿过600码沼泽地，来到下水地点。士兵们跌跌绊绊，摇摇晃晃，在圩田的泥土上走了一个多小时，才把船送到河里。直到9月25日，星期一的凌晨两点之后，集结才告完成。
当士兵们准备下水的时候，蒂利把给厄克特将军的两封信递给了格拉夫顿：一封是布朗宁将军给他的，另外一封是托马斯将军用密码写的电文，上面概述了撤退计划。这两封信各有两套。厄克特的工兵军官埃迪·迈尔斯中校已经从奈梅亨与布朗宁见面之后回来了，现在，迈尔斯带着相同的信，正在等待过河。“你的任务，”蒂利告诉格拉夫顿，“就是万一那位工兵军官没能送过去，就带着这些信到厄克特那里去。”带有撤退计划的信“绝对重要”，蒂利强调说。
在河上，显然德国人也对另外一次渡河做好了准备。现在只剩下大约15条英国攻击艇——包括3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头一天晚上所使用的那个小小的舰队的残余船只。在最后时刻，由于船只短缺，所以决定停止原定波兰人在多塞特团的下水地点东边进行的一次牵制性的渡河，蒂利的士兵将分成5拨，每拨3条船过河。当准备工作继续进行时，迫击炮弹在南岸爆炸了，而重机枪——现在显然是仔细地部署在环形防线基地的两个边缘——在水面上扫射起来。蒂利中校跳进了一条船。第一拨开始渡河了。
尽管南岸的每一门可用的英国大炮都在频频轰击，从这些多塞特人上方送去了浓密的炮弹，但渡河还是遭到了残酷的攻击。帆布和胶合板做成的船遭到了扫射，打出了洞，被水冲走了。有一些船，比如格拉夫顿少校的船在离开南岸之前就着火了。格拉夫顿迅速坐上另外一条船出发。在半途，他发现他的船是这一拨中唯一的一条船。15分钟以后，格拉夫顿过了河，“为自己还活着而感到走运”。
在雨水和黑暗之中，被位置有利的机枪火力包围，这5拨人中的每一拨，都蒙受了重大损失。但到目前为止，最糟糕的敌人却是水流。水流在午夜之后出乎意料地速度加快，无助的多塞特人既不习惯于这些船，又不习惯于这水流，结果被水冲得过了环形防线的基地，落入了敌人手中。那些幸存下来的人散开在几英里的地方，被迅速截断，包围起来。在动身前往环形防线的420名官兵当中，只有239名到达了北岸。蒂利中校在登陆时，遇到了山崩似的手榴弹，那些手榴弹就像保龄球一样滚下坡来，人们听见，他率领着他的士兵从这个火海中冲了出来，大声呼喊着：“跟他们拼刺刀！”
多塞特人无法作为一支有效的部队与厄克特的士兵会合。只有几个人到达了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环形防线，其中就有格拉夫顿少校，他带着那份完好无损的撤退计划，经由下奥斯特贝克教堂附近的迪基·朗斯代尔少校的阵地，走了进来。迈尔斯中校已经带着他携带的文件，来到了厄克特的司令部。这两个人都不知道托马斯密码电文的内容，也不知道电文极其令人啼笑皆非的名字。当蒙哥马利最初迫切要求艾森豪威尔，进行“一次前往柏林的强大而又有力的挺进……从而结束战争”的时候，他的单兵挺进的提议被拒绝了。“市场花园行动”是妥协的产物。现在，为厄克特血染的士兵们所制订的撤退计划，已经正式定名。英军第一空降师的余部，将以“柏林行动”为代号撤退。
（本章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