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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蒙哥马利本来希望将迅速结束战争的市场花园行动，正在无情地走向毁灭。在60英里长的可怕地段里，士兵们在各座桥梁上坚持着，为一条单一的道路，也就是那个走廊而战斗。在位于艾因霍温以北的马克斯韦尔·泰勒将军的防区，伞兵们在英军装甲部队和步兵的支持下，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凶猛进攻，同时又试图再次打开乌登被切断了的公路的那个无人地段；在加文将军第八十二师的防区，瓦尔河大桥不断遭到轰炸，敌人继续从国家森林向里紧逼，而且兵力越来越强大。一个星期以前的态度消失了，当时认为战争几乎要结束了。现在遭遇到的敌军部队，是老早就已经被注销的部队。纳粹战争机器，在9月的第一个星期被认为是惊魂未定，正处于崩溃的边缘，现在却又神奇地生产出了60辆虎式坦克，那60辆坦克在9月24日上午交给了莫德尔。市场花园行动正在窒息而死，计划的主要出击目标，也就是在莱茵河的对岸获得立足点，获得通往鲁尔河地区的跳板，现在要被放弃。9月25日，星期一，早晨6点05分的时候，厄克特将军接到了撤退的命令。
在为阿纳姆行动制订计划的过程中，厄克特得到的许诺是，在48小时之内就会得到救援。布朗宁将军本来预料，第一空降师独自坚持的时间，最多也不会超过4天。厄克特的士兵，不论是在人数上还是在武器上都逊于敌人，但他们所坚持的时间，是那个时间的两倍还多，对一个空降师来说，这是史无前例的战斗业绩。对于这位第一次指挥一个空降师的勇敢的苏格兰人来说，撤退是痛苦的，然而厄克特却又知道，撤退是唯一的途径。现在，他的兵力只有不到2500人，而且他也不能向这些不妥协的伞兵提出更多的要求了。实际上，前来救援的英国部队就在1英里之外，与他的师只隔着一条宽阔的莱茵河，得知这一点是让人恼火的，尽管如此，厄克特还是勉强同意了上级的决定。到了该把在阿纳姆的这些勇敢的人撤出去的时候了。
哈滕施泰因旅馆里，筋疲力尽的埃迪·迈尔斯中校把那两封信——布朗宁的信，以及托马斯将军的撤退命令——交给了厄克特。布朗宁表示祝贺的鼓励信，是在24个小时以前写的，已经过时了。其中写道，“……军队正在涌去帮助你，但……在这一天的非常晚的时候”，而且，“我自然感到，不像你那样疲倦和沮丧，但有关整个事情，我大概比你还感到糟糕”……
撤退命令，甚至更令人沮丧——尤其是因为它来自托马斯，厄克特就像布朗宁一样，永远也无法原谅托马斯的缓慢。托马斯的信中写道，第四十三韦塞克斯师现在开始感到，德国人带来的压力愈来愈大，要在莱茵河对岸建立一个主要桥头阵地的一切希望必须放弃：而第一空降师的撤退，经过厄克特和托马斯之间的相互同意，必须在指定的日期和时间进行。
厄克特思考着他的决定。当他听着外面的迫击炮和火炮持续轰炸的时候，有关日期和时间已经毫无疑问了。如果他的士兵能有人活下去的话，那么撤退就必须迅速进行，而且显然是在夜幕的掩护下进行。上午8点08分，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取得了联系。“柏林行动，”他告诉他，“必须是今天晚上。”
大约20分钟以后，厄克特把给布朗宁准备的电文发了出去，头一天晚上，他就已经让内维尔·海中尉把这封电文译成了电码。它仍然是切题的，尤其是那个提出警告的句子：“甚至敌人稍微发动一次攻势，都可能造成完全的崩溃。”因为在这个时刻，厄克特的形势是如此之绝望，他甚至都不知道他的士兵能否坚持到天黑。然后，这位痛苦的将军开始为这个最困难的调动制订计划。只有一条出路——越过那条400码宽的可怕的莱茵河，到达德里尔。
厄克特计划的设计，是按照另外一种经典的英军撤退的路线——1916年的加利波利撤退。在加利波利，经过了几个月的战斗之后部队最后在欺骗性的掩护下脱身了，当主力部队安全撤离的时候，掩饰着撤退兵力的稀疏营地仍然在继续射击。厄克特计划了一个类似的调动。沿着环形防线，一个个小组的士兵将持续齐射，以欺骗敌人，与此同时大部队将悄悄溜走。逐渐地，环形防线北面的各个部队，将沿着防线的边缘移动到河边，以便撤离。然后最后的部队，也就是最靠近莱茵河的部队，将跟上。“实际上，”厄克特后来说道，“我计划的撤退，就像一个纸袋子的倒下。我想要小股部队驻扎在战略地点，给人的印象是我们还在那里，与此同时又朝低处前进，沿着每一个侧翼撤退。”
厄克特希望能够设法制造出“正常”的其他迹象——无线电传输的通常模式将继续；谢里夫·汤普森的炮兵将一直开炮到最后；而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网球场上，管理德国战俘的宪兵队将继续巡逻，他们将是最后离开的人。显然，除了后卫部队之外，还有人将待在后面——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重伤号。不能行走但能占据防御阵地的伤员，将留下继续射击。
为了到达河边，厄克特的士兵将走一条沿着环形防线的每一边的路线。滑翔机飞行员将担任向导，他们将领着厄克特的士兵走那条逃跑道路，在一些地方，逃跑道路是用白色的带子标志出来的。伞兵们的靴子绑上布条，以便隔音，他们将走向河水的边缘。在那里，海滩勤务队队长将把他们装进一个小的撤退船队：这个船队由14艘装有动力的强击登陆艇组成，它们由两个连的加拿大工兵管理，每一艘能载14个人。另外还有各种各样的小船，它们的数目是不肯定的。包括海滩勤务队队长在内，谁也记不得是多少，但它们当中有几辆水陆两用车，以及在前几次渡河后留下来的帆布和胶合板制作的攻击艇。
厄克特在孤注一掷，希望那些观察到船运的德国人会以为，士兵们是在试图进入环形防线，而不是从环形防线里出来。除了部队会被发现这个可怕的可能性之外，在两千多人试图逃跑的时候，别的危险也可能产生。厄克特能够预见，如果不能维持一个严格的时间安排，那么一个可怕的瓶颈就会在环形防线的狭窄基地里形成，环形防线的狭窄处现在还不到650码宽。如果士兵们拥挤在上船地区，就可能被无情地消灭。波兰人和多塞特人都曾经试图进入环形防线，都是无功而返，厄克特因此并不期望撤退行动不会受到挑战。尽管第三十军能够使用的每一门大炮都将参战保护他的士兵，但厄克特仍然认为，德国人会带来严重的伤亡。时间是一个敌人，因为要完成撤退。得花上几个小时的时间。为计划保密也是个问题，由于在那一天的所有时间里，士兵们都可能被抓获，受到审讯，所以除了高级军官以及那些被给予了特殊任务的人之外，一直到最后一分钟以前，将不会把撤退告诉任何人。
厄克特通过无线电与托马斯将军进行了商谈，撤退计划的主要方面获得了对方的同意，然后他又召集剩下的几个高级军官开了个会，他们是：皮普·希克斯准将；滑翔机飞行员团的伊恩·默里中校，他现在代替负伤的哈克特指挥；R·G·洛德—西蒙兹中校，他是师的炮兵部队司令；参谋长麦肯齐上校；埃迪·迈尔斯中校，他是将负责撤退的工兵军官。就在会议开始前，首席医官格雷姆·沃拉克上校过来见厄克特，因而成了第一个得知这个计划的人。沃拉克“情绪低落。不愉快。这并不是因为我得待下来——我对伤员负有责任，而是因为，一直到这个时刻，我都一直以为，这个师一定会在非常短的时间内得到解救”。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地下室里，在军官们的围绕下，厄克特透露了这个消息。“我们今天晚上要出去。”他告诉他们。他一步一步地概述了他的计划。撤退的成功，将取决于一丝不苟的时间安排。部队的任何集中，或者交通堵塞，都可能造成灾难。士兵们要不断地移动，而不要停下来作战。“在遭到射击的时候，他们应该采取回避行动，只有在事关生死的时候才还击。”当他沮丧的军官们准备离开的时候，厄克特提醒他们，撤退应该保密尽可能长的时间，只有那些需要知道的人，才可以被告知。
这个消息，并没有让厄克特的高级军官多么惊讶。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显然这个阵地是没有希望的。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像沃拉克一样感到心酸，因为救援从未到来。在他们的脑子里，也有这样的惧怕，即在撤退期间，他们的士兵可能会忍受甚至比在环形防线里更大的磨难。隶属于师司令部的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意外地听到了这个简短的信息：“柏林行动今晚进行。”他苦思冥想着意思，甚至都没有想到撤退。科克里尔认为，这个师“将战斗到最后一个人，最后一颗子弹”。他以为，“柏林行动”可能意味着，“将以《轻骑兵旅的冲锋》的那种英勇精神，或是什么精神”，全力以赴试图突破，前往阿纳姆大桥。另外一个人，则太清楚它是什么意思了。在第一机降旅的司令部里，御用苏格兰边境居民团的佩顿—里德上校，在帮助安排环形防线西部边缘的撤退细节时，听见皮普·希克斯准将嘟囔了点什么，好像说的是“又一个敦刻尔克”。
这一天从早到晚，在一些发狂似的进攻中，德国人试图攻占阵地，但“红毛鬼子”们仍然坚守着。士兵们后来回忆，晚上8点刚过，有关撤退的消息开始向下走漏出来。在位于环形防线顶部第一五六营的乔治·S·鲍威尔少校看来，这个消息是“一个可怕的打击。我想到所有那些死去的人，然后我又想到，这整个努力成了一种浪费”。由于他的士兵要走最远的路，鲍威尔就在晚上8点15分的时候，让他们排成单列出发。
第十伞兵营的列兵罗伯特·唐宁被告知，要他离开他的狭长掩体，前往哈滕施泰因旅馆。在那里，一位中士会见了他。“那里有一把旧的塑料剃刀，”中士告诉他，“你干刮一下。”唐宁盯着他。“赶快，”中士告诉他，“我们要过河，老天作证，我们要以英国士兵应有的样子回去。”
在阵地附近的一个地下室里，罗伯特·凯恩少校借到了另外一把剃刀，有人找到了水，凯恩刮掉了长了一个多星期的胡子，然后在他被烟熏黑的、沾染着血的伪装服里子上仔细擦干脸。他走了出来，在倾盆大雨中站了一会儿，看着下奥斯特贝克的那座教堂。在教堂的风标上有一个金制的风信鸡，凯恩曾经在战斗间歇用它核对过风向。对他来说，那是好运的一个象征，只要金制风信鸡在，这个师就会在。他感到有一种势不可当的悲伤。他不知道，明天风标是不是还会在那里。
像别的人一样，滑翔机飞行员团的托马斯·托勒少校也被伊恩·默里上校告知，要他稍微整理一下。托勒才不在乎呢，他是如此疲倦，以至于只“认为，整理是件费劲的事情”。默里把他自己的剃刀递了过来：“我们要出去了。我们不想让部队认为我们是一群流浪汉。”托勒涂上一点默里留下来的肥皂泡沫，也刮掉了自己的胡子。“让我吃惊的是，我感到好多了，不论是精神上还是身体上都好多了。”他回忆说。默里的指挥所里放着那面双翼飞马旗，哈克特的士兵们本来计划在第二集团军到达的时候把它升起来。托勒盯着它看了一会儿，然后仔细把它卷了起来，收好了。
在炮兵阵地里，士兵们现在将随意发射，以帮助掩饰撤离，在这里，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听见，通信兵威利·斯皮迪从前哨撤回到炮台了。斯皮迪给了一个新的电台控制频率，然后只是说道：“我现在停止播送了。设备坏了。”
中士斯坦利·沙利文是9天前带路的伞降信号员之一，在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他大发雷霆。“我本来就以为，无论如何我们都会这样的，我们还不如继续战斗下去。”沙利文的前哨站在一所学校里，“小孩子们一直在那里努力学习。如果我们撤出来，我就替所有这些孩子们犯愁。我得让他们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也得让德国人知道我们的感受是什么。”在他一直保卫着的那间教室的黑板上面，沙利文写上了大的印刷体字母，并在下面画上了几道底线。他写的是：“我们会回来的！！！”
晚上9点整，夜空被第三十军集中起来的火炮的闪光刺破了，炮火沿着环形防线的所有的边缘爆发出来，炮弹雨点般地倾泻在德国人的阵地上。45分钟后，厄克特的士兵开始撤退。在过去的一个星期中，恶劣的天气曾经使得部队和补给品无法迅速到达，现在，这恶劣的天气却又帮了“红毛鬼子”们的忙：撤退是在几乎7级风的状况下开始的，再加上轰炸的嘈杂声，这帮助掩护了英国人的逃跑。
在狂风暴雨之中，第一空降师的幸存者们，面部弄黑了，装备捆扎了起来，靴子隔了音，他们艰难地爬出阵地，排起了队，开始了前往河边的危险的跋涉。黑暗和天气使得士兵们只能看见前面几英尺的地方。伞兵们形成了一个活动中的链条，互相拉着手，或者紧靠着前面的人的伪装服。
中士威廉·汤普森是一位滑翔机飞行员，他在倾盆大雨中弓着身子。他负责指引伞兵们到达河岸，并为一个漫长而又潮湿的夜晚做好了准备。当注视着士兵们排成纵队经过的时候，他突然想到了这样一个事实：“除了我们之外，没有几个人会知道，生活在一个1英里长的角斗场里面是什么样子。”
对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来说，现在“柏林行动”的意义已经清楚了。他被派去，在部队撤退的时候待在后面操作。给他的指示是：“一直播送，让无线电装置一直运行，以便让德国人以为一切正常。”在哈滕施泰因旅馆阳台的下面，科克里尔独自坐在黑暗之中，“在键盘上敲个不停。我能够听见，我周围有许多运动，但我除了让装备一直播送之外，没有得到任何别的指示”。科克里尔确信，在天亮以前他就会当上俘虏。他的步枪架在旁边，但没有用处。有一颗子弹是假子弹
，里面装的是同第二集团军联系的密码。那是他剩下的唯一一颗子弹。
莱茵河南岸，医生、医务护理员以及荷兰的红十字会护理人员，在接待地区和集结点做好了准备。在德里尔，救护车和普通车辆的车队在等待着，要把厄克特的幸存者们送回奈梅亨。尽管为士兵们的到达所做的准备工作正在她的周围进行，但科拉·巴尔图森在照料了伤员三天三夜之后，已是疲惫至极，结果她以为，轰炸以及南岸上的活动，标志着另外一次渡河的前奏。在德国人对德里尔的集中炮击中，科拉的头部、左肩和肋部受了弹片伤。尽管伤口疼痛，但科拉还是认为只是皮肉伤，她更关心的是她血迹斑斑的衣服。她骑车回家，打算换身衣服，然后回来照料刚刚蜂拥而来的伤员，她确信他们很快就会到达。途中，科拉骑进了敌人的炮火之中。她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没有受伤，躺在一个泥泞的沟渠里待了一会儿，然后又再次动身。到了家里，她不胜疲惫，在地下室里她躺了下来，本来是想小睡一会儿。她睡了整整一个晚上，并没有意识到“柏林行动”正在发生。
在位于环形防线基地地段的河边，撤离船队正等待着，给它们配备的是加拿大和英国的工兵。到目前为止，行动还没有引起敌人的怀疑。事实上，德国人显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的火炮正朝着留下来的多塞特人开火，多塞特人已经开始在环形防线的西边发起了牵制性的进攻。在更西边，德国人正在开火，因为英国炮兵发射了一阵掩护炮火，好像要在那个地区向河发起进攻似的。厄克特的欺骗计划似乎正在奏效。
倾盆大雨中，一列列士兵沿着环形防线的两边，缓慢地向河边蜿蜒前进。有些士兵太疲倦了，结果迷了路，落入了敌人的手中；还有的士兵，由于无法自己前进，得让别的人扶着走。在漆黑的夜色之中，没有一个人停下。停止就会带来嘈杂、混乱——以及死亡。
在炮火和燃烧着的房屋的红色光亮之中，博伊·威尔逊少校的伞降信号员小组的中士罗恩·肯特，率领着他的排来到了一块白菜地，那个地方被指定为连的会合点。他们在那里等待着，一直到连的其他人集结起来，然后朝河走去。“尽管我们知道莱茵河是在正南，”肯特说道，“但我们却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们将把我们撤离过去。”突然士兵们发现，从南边飞来了一道道红色的曳光弹，他们把这些曳光弹当作向导，继续前进。不久他们便来到了白色的带子以及滑翔机飞行员的影子面前，滑翔机飞行员指引着他们前进。肯特的小组听见，在他们的左边，机枪在扫射，手榴弹在爆炸。威尔逊少校和另外一组人撞上了德国人，在随后的凶猛冲突中，两名士兵阵亡了，而安全地带就在1英里外的地方。
士兵们将通过细节来记住这次撤退——那些细节是令人心碎的，可怕的，有时是幽默的。当第一营的列兵亨利·布莱顿朝河下走去的时候，听见有人在哭叫。在前面，队列停止了移动。伞兵们朝路边走去，在那里，一位受了伤的士兵躺在浸透了水的泥地上，哭着喊妈。士兵们被命令继续前进，谁也不得为伤员而停下来。许多人死去了。迪基·朗斯代尔少校部队的伞兵们离开阵地以前，他们去了特尔霍斯特家，把能带上的可以行走的伤员都带上了。
一等兵悉尼·纳恩，在这个星期早些时候曾经与一名滑翔机飞行员一起击毁了一辆虎式坦克，他此刻以为，他将永远也到不了河边。白天时，德国人曾侵扰了教堂旁边的炮兵阵地，现在纳恩和一组御用苏格兰边境近卫团的士兵，在那里与德国人进行了一场短暂而又猛烈的冲突战。在雨水和黑暗之中，大多数人脱身了，纳恩则躺在地上，在作战的9天当中，他第一次负了伤。弹片击中了石头，纳恩的一颗门牙被一块小圆石打掉了。
第十营的中士托马斯·本特利，跟在鬼怪式通信网操作员内维尔·海中尉的后面。“我们不断遭到狙击手的伏击，”他记得，“我看见，有两个滑翔机飞行员从阴暗处走了出来，故意吸引德国人的射击，显然是为了让我们能够看到，射击是从哪里来的。”这两位向导都被打死了。
在哈滕施泰因旅馆，厄克特和他的参谋们准备离开。作战日志合了起来，文件被烧掉了，然后，将军的勤务兵汉考克用一片片的窗帘布包上了厄克特的靴子。当随军牧师念主祷文的时候，每一个人都跪了下来。厄克特想起来，在D日，他的勤务兵在背包里放进了一瓶威士忌。“我把它递给每一个人，”厄克特说道，“每个人都喝了一点。”最后，厄克特下去，到地下室里看伤员，“他们扎着染满血的绷带，裹着简陋的夹板”，他向那些已经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的人们道别。还有的人，由于吗啡的作用而昏昏欲睡，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要撤退，这算是不幸中的万幸。一位面容憔悴的士兵，倚靠着地下室的墙站了起来，对厄克特说：“我希望你能成功，长官。”
师司令部的那位荷兰联络官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海军少校，在将军一行人的后面走着，绝对一声不吭。“由于我的口音，倘若我开口的话，就会被当作德国人。”他说。在一个地方，沃尔特斯没有能跟上在他前面的那个人。“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我只是不停往前走，祈祷着，希望是走在正确的方向上。”沃尔特斯感到特别沮丧，他老是想着他的妻子以及他从未见过的女儿。他一直没有能够给她们打电话，尽管他的家人就住在距离哈滕施泰因旅馆只有几英里的地方。他在英格兰为妻子买的那块表还在他的口袋里，他本来打算送给女儿的那个玩具熊，是在一架失事的滑翔机里的什么地方。如果能够足够幸运，回到河边，那么沃尔特斯将会再次离开荷兰，大概是前往英格兰。
在河边，渡河已经开始了。迈尔斯中校和他的海滩勤务队队员们，在士兵们一到的时候便把他们装上船。现在，德国人虽然仍然没有意识到撤退正在进行，但通过照明弹的光线，他们却能够看见船渡的行动。迫击炮和火炮开始瞄准射击，船被打出窟窿，倾覆了。在水里挣扎着的士兵们大声叫救命，还有一些士兵，已经死了，被水冲走。受伤的士兵抓住船的残骸，试图游到南岸。不到一个小时，撤离船队的一半就被毁掉了，但船渡仍然进行着。
乔治·鲍威尔少校的士兵沿着环形防线东边，长途跋涉来到了河边，这时鲍威尔却认为，撤退已经结束了。有一条船正在水里上下颠簸，在波浪的击打下渐渐下沉。鲍威尔涉水过去。那条船满是窟窿，船上的工兵全都死了。当他的一些士兵开始游过去的时候，有一条船突然从黑暗中出现了。鲍威尔匆匆把他的士兵组织起来，让一些人上了船。他和剩余的伞兵等待着，一直到那条船返回。在莱茵河南边的高堤岸上，鲍威尔站了一会儿，回头看着北岸。“我突然意识到，我过来了。我简直无法相信，我活着出来了。”鲍威尔转向他15名又湿又脏的士兵，说道：“排成三人一行。”他让他们齐步走到接待中心。在那个建筑的外面，鲍威尔喊道：“第一五六营，停！向右转！解散！”他站在雨水之中，注视着他们走向避难所。“全都结束了，但老天作证，我们就像进来一样出去了。骄傲啊。”
当厄克特将军拥挤的船准备离开时，船陷在烂泥里。他的勤务兵汉考克跳出来，把他们推了出去。“他让我们摆脱出来了，”厄克特说道，“但当他挣扎着要再次上船的时候，有人喊道‘咱们走吧！船已经太拥挤了’”，这种忘恩负义让他气愤，“汉考克不理会这句话，用他所剩下的最后一点力气，爬上了船”。
冒着机枪的扫射，厄克特的船过了一半，这时引擎突然发出突突的噪音，停了下来。船开始随着水流漂浮，厄克特感觉“等到引擎再次活动起来的时候，绝对过了一个时代”。若干分钟后，他们到达了南岸。回过头来，厄克特看到德国人正在朝河面扫射，火光摇曳。“我认为，”他说道，“他们并不知道他们射击的目标是什么。”
在莱茵河岸边，以及河岸后面的草地和树林里，几百名士兵在等待着。但现在，由于船队只有一半可以运行，也由于机枪火力猛烈，厄克特惧怕的瓶颈出现了。拥挤的营地里出现了混乱，尽管没有恐慌，但许多士兵仍然试图继续前进，而他们的军官和军士们便试图控制他们。第一营的一等兵托马斯·哈里斯记得，“成百上千的人等着过河。试图上船的人太多、太重，结果使船浸没在水里。”此时迫击炮的炮弹正在落在上船地区，因为德国人已经校准了射程。就像许多别的士兵一样，哈里斯也决定游泳。他脱下作战服和靴子，跳了进去，令他吃惊的是，他居然游过去了。
别的人却没这么幸运。等到炮手查尔斯·佩维来到河边时，上船的地区也遭到了机枪的扫射。当士兵们在岸上挤作一团时，一名士兵朝佩维躺着的地方游去。那个士兵不顾乱射在河边的子弹，用力从水里钻出来，上气不接下气，说道：“感谢上帝，我过来了。”佩维听见有人说：“该死的傻瓜。你还是在原来的那边。”
中士艾尔弗·鲁利埃，他曾在星期日设法煮了一锅汤送给大家喝，现在他试图游泳过河。当他在水里艰难移动的时候，一条船来到了旁边，有一个人抓住了他的领子。他听见有一个人在喊：“没事，伙计。继续游。继续游。”鲁利埃实在有些茫然失措了，他认为自己就要淹死了。然后他听见那同一个嗓音在说：“好极了，老兄。”接着一位加拿大工兵把他拉到船上。“我究竟在哪里？”晕头转向的鲁利埃咕哝着说。那个加拿大人咧着嘴笑了。“你快到家了！”他说道。
通信兵詹姆斯·科克里尔，仍然待在哈滕施泰因旅馆的阳台底下，在他无线电设备面前。天快亮的时候，他听见一声恶狠狠的低语。“赶快，小孩，”一个嗓音说道，“咱们走。”当士兵们朝河边走去的时候，突然发出了一片猛烈的爆炸声。科克里尔感到，他的脖子和肩膀被猛地拉了一下，原来他挂在背上的斯特恩式轻机枪被弹片撕开了。走近河岸的时候，科克里尔一行人遇见了几位站在树丛里的滑翔机飞行员。“我们让你们走的时候再走，”其中的一位飞行员说道，“德国人有一门火炮对准这个地方，是一门施潘道型火炮，朝腰这么高的地方射击。”在飞行员们的指导下，士兵们一次一位向前冲。当轮到科克里尔的时候，他蹲下身来，开始跑。几秒钟以后，他倒在一堆尸体上面。“一定有20或者30具尸体，”他记得，“我听见，士兵们在喊妈，还有的乞求我们，不要把他们留在那里。我们不能停下。”在河边，一颗照明弹爆炸了，机枪开始嗒嗒连发。科克里尔听见有人喊叫，让会游泳的人游泳。他跳进了寒冷的水中，从那些似乎在他身边挣扎的人旁边奋力游了过去。
突然科克里尔听见，有一个嗓音在说：“好了，伙计，不要担心。我们找到你了。”一个加拿大人把他拽进船里，几秒钟以后，科克里尔听见，船在岸边慢慢停了下来。“当我发现我又回到了我出发的地方时，我都要哭了。”他说道。原来，那条船到河里去，是为了把伤员救上来。在周围的士兵帮助装好船之后，船又再次出发，科克里尔记得，士兵们是从各个侧面蜂拥着爬上船的。尽管他们的船负荷沉重，又遭受着炮火的轰击，但那些加拿大人还是把船划到了对岸。在经历了阳台底下待着的几个小时以及噩梦般的渡河旅行之后，科克里尔已是晕头转向。“我记得的下一件事情就是，我是在一个谷仓里，有人给了一支香烟。”然后科克里尔记起了一件事情。他在口袋里发狂似的寻找，把他那唯一的一件弹药取了出来：那颗里面装着密码的口径为303的仿真子弹。
快到凌晨两点的时候，第一空降师剩下来的那点弹药全用掉了。谢里夫·汤普森的炮手们把剩余的炮弹全都发射了出去，炮兵把炮栓卸了下来。一等兵珀西·帕克斯以及炮组剩下的人被告知，要他们撤退。帕克斯感到惊讶，他没有想到要撤退。他本来预料他要待下去，一直到他的岗位被德国人攻占。当他来到河边时，他甚至更加惊讶了。那个地方挤满了几百名士兵，有人说，所有的船都被击沉了。帕克斯身边的一个人深深喘了一口气。“看来我们是要游泳了。”他说道。帕克斯注视着河。“河非常宽。河水上涨的时候，流速似乎有9节。我认为我游不过去。我看见，士兵们穿着衣服跳下水，被河水冲了下去。另外的人游过去了，结果从水里爬出来的时候却被击中。我看见，有一个家伙抱着一块木板游了过去，还仍然背着他的背包。如果他能做到，我也能做到。”
帕克斯脱掉衣服，只剩下短**，把什么东西都扔掉了，包括他的金怀表。在急速的水流中，他的短**滑落下来，于是帕克斯把它踢到一边。他游了过去，在树丛中和沟渠里躲避着，最终来到了一个没有人的小农舍。帕克斯走进去，找到了一些衣服。几分钟后，他从农舍里出来，遇见了多塞特团的一位列兵。那位列兵指引他去了一个聚集点，在那里，他得到了一缸子热茶和一些香烟。精疲力竭的帕克斯费了好长的时间才明白，为什么每一个人都在盯着他。他穿着一件男人的彩色运动衫，一条女人的长及膝部的亚麻布灯笼**。
第十营的列兵艾尔弗雷德·达尔福斯，赤身**游到了南岸，但仍然带着一支枪。令他尴尬的是，有两个妇女和士兵们一起站在岸上。达尔福斯“想要直接钻进水中”，其中的一个女人朝他喊着，把一条裙子举在前面。“看见我**，她连眼睫毛都没有眨一下，”他记得，“她告诉我，不要担心，因为她们在那里，帮助士兵们过河。”达尔福斯穿着一条长达膝盖的彩色裙子，一双木底鞋，被带上一辆英军的卡车，卡车载着幸存者们返回了奈梅亨。
到了这个时间，德国人开始猛烈轰击上船地区，迫击炮弹尖叫着飞来。当海军少校阿诺尔杜斯·沃尔特斯在一
行士兵后面跑向一条船的时候，一颗炮弹在这群人当中爆炸了。“我绝对没有受伤，”沃尔特斯回忆说，“但在我的周围躺着8个死人，还有一个人受了重伤。”他给那个人打了一针吗啡，抱着他上了船。在那条已经超载的船上，没有沃尔特斯可待的地方。他下了水，挂在船的边上，被拖着过了河。他摇摇晃晃地上了南岸，瘫倒在地。
黎明时分，撤离船队几乎被摧毁了，然而那些加拿大和英国工兵们，仍冒着迫击炮、火炮和重机枪的打击，继续用那些剩下来的船运送士兵。第十一营的列兵阿瑟·希尔伍德发现，加拿大工兵正在把一些伤员装进一条小船里，其中的一个加拿大人向希尔伍德示意，要他上船。小船的尾挂发动机无法再次启动，因而加拿大人要求所有仍然携带步枪的人用枪托划水。希尔伍德拍了拍在他前面的那个人。“咱们走吧，”他说道，“开始划。”那个人毫无表情地看着希尔伍德。“我无法划，”他说道，同时指着扎着绷带的肩膀，“我丢了一支胳膊。”
接近黎明时，罗伯特·凯恩少校已经把他的士兵全都送过了河。他与准尉副官“罗伯”·鲁宾逊一起，在岸上等候着，这样他就可以跟着过去，但却似乎再也没有船驶来。在另外一群人当中，有一个人指着一条稍微打出了点窟窿的攻击艇，它在水里上下颠簸，于是一位伞兵游泳过去，把它拉了回来。凯恩和鲁宾逊用枪托划起水来，而那些仍然还有头盔的伞兵们则从船里向外舀水。来到南岸以后，一名宪兵指引他们去了一个谷仓。在谷仓里，凯恩最先认出来的一个人是希克斯准将。准将迅速走了过来。“唔，”他说道，“起码这里有一位刮了脸的军官。”凯恩疲倦地咧开嘴笑了。“我受过很好的教养，长官！”他说。
在环形防线边缘，在德国人的炮火轰击下，几十名士兵仍然在雨水中挤作一团。尽管有一两条船试图在烟幕的掩护下过河，但现在，在日光之中，已经不可能继续撤离。有些士兵试图游泳撤离，但被迅速的水流吞没，或者被机枪打死。有些人幸运地过了河。还有的人由于伤势太重，所以无能为力，只能无助地坐在滂沱大雨中，或者前往北方——返回到环形防线里的医院去。许多人决定先躲藏起来，一直等到天黑再试图到达对岸。最终，有几十个人用这种方式成功地逃脱了。
在南岸，以及在德里尔，精疲力竭、满是污垢的士兵们寻找他们的部队——或者说是寻找他们部队所剩下的人。伞降信号员中的中士斯坦利·沙利文，也就是曾经在学校的黑板上写下傲气的话的那一位，他记得，有人问道：“一营在哪里？”一位下士立即站了起来。“这就是，长官！”他说道。在他的旁边，几个又湿又脏的士兵痛苦地笔直站了起来。炮手罗伯特·克里斯蒂在人群当中走来走去，寻找他们炮组的伞兵们。没有一张熟悉的面孔。克里斯蒂突然感到泪水刺痛了他的眼睛。他不知道，在第二炮组中除了他之外还剩下了谁。
在前往德里尔的路上，厄克特将军来到了托马斯将军的司令部。他拒绝进去，而是站在外面，就在雨中等着，同时他的副官去安排车。这并不必要。当厄克特在外面站着的时候，一辆布朗宁将军司令部的吉普车来到了，一位军官护送厄克特返回军部。他与他的一行人被带到奈梅亨的南郊的一幢房子。“布朗宁的副官哈里·凯特少校，带着我们进入一个房间，提议我们把湿衣服脱下来，”厄克特说。这位骄傲的苏格兰人拒绝了。“我任性地要求布朗宁就我们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就我们一直的这个样子来见我们。”在等了好长时间以后，布朗宁出现了，“还是一如既往，穿着整洁”。厄克特认为，他的样子，好像“他刚刚接受检阅回来，而不是在战斗之中从**起来”。对这位军长，厄克特只是说：“对不起，事情的结局并不像我本来希望的那样好。”布朗宁给了他一杯饮料，回答说：“你尽了全力。”后来，在给他的那间卧室里，厄克特发现，他本来好长时间都渴望能够睡上一觉，但现在却不可能入睡。“在我的头脑里和我的良心中，”他说道，“有太多的事情了。”
要思考的事情确实很多。第一空降师被牺牲掉了，被屠杀了。在厄克特最初的10005名兵力中，只有2163名伞兵渡过莱茵河回来，外加160个波兰人和75个多塞特团的人。在行动开始的9天之后，这个师有将近1200人阵亡，有6642人失踪、负伤或者被俘。后来证明，德国人也蒙受了严重的损失：有3300名伤亡人员，其中阵亡者为1100人。
在阿纳姆的冒险结束了，市场花园行动也随之结束。现在，除了撤退和巩固之外，没有什么可做的了。这场战争将继续下去，直到1945年的5月。“这场战争中的最伟大的空降行动，就这样以失败结束了，”一位美国历史学家后来写道，“尽管蒙哥马利断言，它是百分之九十成功，但他的宣称只不过是一种安慰性的修辞手法。除了阿纳姆之外，所有的出击目标都夺取了。但没有夺取阿纳姆，别的一切就毫无价值。作为对这么多勇气和牺牲的回报，盟军赢得了一个50英里长的突出部——从这个突出部哪里也去不了。”
也许是因为，本来预料能够逃脱的人数微乎其微，所以就没有准备足够的交通工具来运送这些精疲力竭的幸存者们。许多人，已经在别的地方受了这么多的苦，现在又不得不步行返回奈梅亨。在马路上，爱尔兰近卫团的罗兰·兰顿上尉站在寒冷的雨水中，注视着第一空降师回来。当疲倦、肮脏的士兵们踉跄走来时，兰顿后退了。他知道，他的连已经尽了最大努力，驱车从奈梅亨赶到阿纳姆，然而他仍然感到不安，“几乎不好意思同他们说话”。爱尔兰近卫团的另外一位士兵默默地站在马路边上，一位伞兵走到与他并排的时候，喊道：“你们到底到哪里去了，老兄？”近卫团的那个士兵平静地回答道：“我们一直打了5个月的仗。”近卫团的下士威廉·切内尔听见，一位空降兵说道：“喂？你们一路行驶得好吗？”
当士兵们陆续地返回时，有一位在雨中站了几个小时的军官，查看着每一张脸。埃里克·麦凯上尉的那一小群掉队者，曾经在阿纳姆大桥附近的那座校舍里英勇地坚守着，麦凯逃脱出来到达了奈梅亨。现在他在寻找着他的连的成员。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没有能够到达阿纳姆大桥，但麦凯抱着顽固的希望，在从奥斯特贝克出来的空降兵行列里寻找他们。“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他们的脸，”在谈到那些伞兵的时候他说，“那些脸都显得拉长了，而且疲倦，令人难以置信。不论在哪里，你都可以挑出一个老兵来——一张带有错不了的‘我根本就不在乎’的表情的脸，好像他永远也不会被打败。”整整一个晚上，一直到黎明，麦凯一直待在马路边。“我没有看见一张我认识的脸。当我继续注视的时候，我恨每一个人。不论对这件事负责的人是谁，我都恨他。我恨这支军队，因为它犹豫不决。我想到了生命的浪费，想到了一个优秀的师被浪费掉了。而这又是为了什么呢？”当麦凯回到奈梅亨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在那里，他开始在集合点和士兵临时营房里核对，决心找到他的士兵。在他们连的200名工兵中，回来的只有5个人，包括麦凯本人。
在河的另外一边，一些士兵和平民留下了，他们的工作或者伤势要求他们留在后面。因为时间太晚而无法成行的小股士兵，也留下了，他们蹲在现在没有部署兵力的战壕里和火炮掩体里。对这些幸存者们来说，不再有任何希望了。在被毁坏了的环形防线里，他们等待着他们的命运。
随军卫生员塔菲·布雷斯把最后能够行走的伤员带到了河边，结果发现此刻岸边空无一人。在与那些伤员挤作一团的时候，布雷斯看见有一位上尉走向前来。“我们该怎么办？”那位军官问布雷斯，“再也不会有船了。”布雷斯看了看那些伤员。“我想我们得待在这里，”他说道，“我不能离开他们。”那位上尉摇了摇头。“祝你们好运，”他对他们所有的人说，“我要试着游过去了。”布雷斯最后看见，那位军官涉水下了河。“也祝你好运，”布雷斯喊道，“再见！”
塔弗尔贝格旅馆里的那位医生盖伊·里格比—琼斯少校，对他来说，“师部的离开是一粒要吞掉的苦药丸”，但他仍然继续他的工作。里格比—琼斯与卫生员们一起，在旅馆地区的每一幢房子里搜寻，把受了伤的人带了进来。这些卫生员经常是抱着伤员到聚集地点，把他们装进德国人的卡车、急救车和吉普车里，然后自己也爬了进去，前去做俘虏。
在斯胡努尔德旅馆，佩尔神父睡了整整一个晚上。他惊醒了，确信有什么事情出了大差错。接着他意识到，那是一种不自然的安静。他匆匆走了出去，进入一个房间，看见一个卫生员站在窗前，外面的任何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当佩尔走来的时候，卫生员转过身来。“这个师走了！”他说道。佩尔并没有被告知撤离的事情，他盯着卫生员：“你疯了，老兄。”那个卫生员摇了摇头：“你亲自看看吧，先生。我们现在确实成了俘虏了。我们这伙人得撤退了。”佩尔无法相信。“先生，”卫生员说道，“你得向病人公布这个消息。我没有勇气告诉他们。”佩尔走遍了这个旅馆。“每一个人都试图情绪高昂地接受它，”他回忆说，“但实际上我们全都非常沮丧。”然后，在那间仍然收容着大多数伤员的大房间里，一位士兵坐在钢琴面前，开始弹奏流行歌曲。士兵们唱了起来，佩尔也不由自主与他们一起唱起来。
“在吃了最后几天苦之后，这样做是奇特的，”佩尔说道，“德国人无法理解，但要解释起来也很容易。那种提心吊胆，那种被落在后面的感觉，产生了一种巨大的反应。除了唱歌之外，没有事情可做。”后来，当亨德丽卡·范·德弗利斯特和别的荷兰平民准备离开到德国人的医院里去帮助伤员的时候，佩尔遗憾地挥手道别。“他们和我们一起受苦，忍饥挨饿，然而他们一点也不为自己考虑。”当最后一辆救护车消失时，佩尔和卫生员们把他们少得可怜的财物装上了一辆德国卡车。“德国人帮助了我们，”他回忆说，“敌意奇怪地消失了。我们谁都没有什么可说的。”当卡车驶离时，佩尔闷闷不乐地凝视着成了黑色残骸的斯胡努尔德旅馆，“那里曾经创造出绝对的奇迹”。他“坚信，第二集团军渡过莱茵河，再次夺取这个地区只不过是一两天的事情，也许就是在今天晚上”。
在教堂的街道对面，凯特·特尔霍斯特向伤员们道了别，伤员们现在全都成了俘虏。她拉着一辆手拉车，在5个孩子的陪伴下，步行前往阿珀尔多伦。没走多远，她停了下来，回头看着曾经是她的家的那座古老的教区牧师住宅。“一缕阳光照射着一个挂在房顶上的鲜艳的黄色降落伞，”她写道，“鲜亮的黄色……那是空降兵在打招呼……再见了，朋友们……上帝保佑你们。”
年轻的安赫·范·马尔南，也在前往阿珀尔多伦的路上，当红十字会的汽车和救护车，载着来自塔弗尔贝格旅馆的伤员经过时，她不停地寻找她的父亲。安赫与她的姨妈和兄弟一起，凝视着她在那整整一个星期逐渐认识的那些熟悉的面孔。然后，当一辆卡车经过的时候，安赫看见了父亲，她的父亲就坐在车上。她朝他尖叫着，跑了起来。卡车停下了，范·马尔南医生从车上爬了下来，迎接他的家人。他热烈地拥抱他们所有人，说道：“我们从未这么贫穷，也从未这么富有。我们失去了我们的村子，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但我们拥有彼此，而且我们活着。”当范·马尔南医生又回到车上照料伤员的时候，他安排家人在阿珀尔多伦见面。当他们走在几百个难民当中的时候，安赫回过头看。“天空是鲜红的颜色，”她写道，“就像为我们牺牲了生命的空降兵的鲜血一样。我们四个人全都活着，但在战争的这个毫无希望的星期结束时，战斗在我的灵魂上留下了印象。光荣属于我们所有亲爱的、勇敢的英国兵，属于所有为了帮助和拯救别人而献出了自己生命的人们。”
在德里尔，科拉·巴尔图森一觉醒来，发现寂静得奇怪。那是9月26日，星期二上午10点左右。科拉因为伤口而发僵、疼痛，又因为这寂静而感到困惑，于是一瘸一拐地走到外面。烟从镇子的中心滚滚升起，也从河对面的奥斯特贝克滚滚升起，但战斗的声音消失了。科拉跨上自行车，缓慢地朝镇子蹬去。街上空无一人，部队离开了。在远处，她看见一个朝南开往奈梅亨的车队的最后一辆车。在德里尔一个成了废墟的教堂附近，只有几个士兵在一些吉普车旁边逗留着。科拉突然意识到，英国人和波兰人正在撤退，战斗结束了，德国人将很快就会回来。当她走向那一小组士兵的时候，损坏了的教堂尖塔上的钟响了起来。科拉抬起头。坐在钟楼上的是一个空降部队的伞兵，头上包着绷带。“出了什么事？”科拉喊道。“全结束了，”伞兵喊道，“全结束了。我们撤离了。我们是最后一批。”科拉抬头凝视着他：“你为什么敲钟？”伞兵再次踢了钟一下。钟声在德里尔这个有千年历史的荷兰村庄上空回响，然后逐渐消失。伞兵朝下看着科拉。“看来这就是应该做的正确的事情。”他说道。
“在我的——抱有成见的——观点看来，如果这次军事行动从一开始就得到恰当的支持，并被给予了任务所必需的飞机、地面部队以及行政资源的话，那么尽管有我的错误，尽管天气不利，尽管第二党卫军装甲军团出现在阿纳姆地区，这次行动仍然会获得成功。我仍然是市场花园行动不懊悔的鼓吹者。”
——陆军元帅、伯纳德·蒙哥马利爵士，《蒙哥马利回忆录：阿纳姆的蒙哥马利》，第267页。
“我的国家再也消受不起蒙哥马利的另外一次奢侈的胜利了。”
——荷兰亲王伯恩哈德致本书作者
（本章完）